“电影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媒介形式。但是，它的重要性却并没有得到正确的估计。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电影产业发展前景的展望。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存在重要性和发展重要性的媒介，是没有发展前景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影观念的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电影仅仅理解为在电影院里观看的东西。还不习惯于把电影看成是一种以多种形式存在多种方式观看的东西。虽然在电视中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电影和电视还是被看成不同的产业形态。人们忽略了，电影还可以在课堂上看，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在课堂上看。还有一点也经常被人们忽略，虽然电影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产物，电影的发展又继续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但是，考察电影产业的发展前景不仅要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因素和推动因素，还要考虑到人对于电影这种媒介的实际需求因素。人对于电影的需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电影同人的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特别是把这两种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意义则更加重要。那么，被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电影同人对电影的实际需求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很多研究电影的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系，比如说，把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同电影与人的关系的密切程度相比较。当然这涉及到一些非常麻烦的理论问题。那么，是否有人涉及过这个问题呢？确实有人涉及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无意识当中涉及了这个问题，这就是D国的两位学者海德格尔和克拉考尔。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是D国人。海德格尔指出了语言同人的近亲性。克拉考尔则指出了电影同自然的近亲性。在我看来，克拉考尔的表述，意味着在一定的意义上指出了电影同人的某种疏远性。也就是说，把两种媒介加以比较，语言同人的关系密切，电影同人的关系疏远。克拉考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对应或对话。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已经进入21世纪的现在，我们有理由希望把电影同人的关系变成语言同人的关系那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吗？人同语言的关系已经由西方学者所指出。那么，对于人同电影的关系的这种希望和努力难道是痴心妄想吗？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研究者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把电影同语言相比较的任何努力，其中包括F国的著名哲学家德勒兹。他对把电影同语言相类比的学术努力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责。但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了解把电影同语言相比较的这层至关重要的意义，更不必说其他重要的意义了。D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人拥有和掌握语言的程度等于人成为人的程度。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人拥有和掌握电影的程度等于人成为一种新人的程度呢？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正如麦克卢汉对他提出的受到很多学者非议的“媒介就是讯息”断言的解释所说的那样：“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种尺度其实也是人的尺度。所以，我们对电影产业发展前景的预计，完全基于我们对电影与人的关系的基本判断。虽然在做出这种判断时，有时统计数字可能更有说服力。但观念问题也不容忽视。”见到已经放下酒杯，一脸认真的听着的白亦道，端木紫宸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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