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擦黑，王翠平抱着孩子坐在乡卫生院的诊室里，对面是老中医陈大夫。孩子发着低烧，小脸红扑扑的，蔫蔫地靠在她的怀里。
陈大夫戴上老花镜凑近了看了看孩子的舌头：“舌苔薄白，没事儿，就是着凉了。开两副药，多喝水，发发汗就好。”
“谢谢陈大夫。”王翠平松了口气。
陈大夫一边开方子，一边抬头看了她一眼：“王主任，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眼圈发黑。”
“我没事。”王翠平笑笑，“就是这两天没睡好。”
拿了药，王翠平抱着孩子走出了卫生院。
她不知道，就在她离开后不到十分钟，卫生院后墙根底下，蹲着两个人影。
两人脸用黑布蒙得严严实实，只露两只眼睛，眼珠在黑暗里转动，像夜里的野猫。
瘦些的那个压低声音，嗓子有点哑：“看清楚了吗？就是那女的？”
宽肩膀的点头，“看清楚了，王翠平，怀里抱着孩子。应该就是丁念成。”
“行。八点半。陈老头一般九点锁门。咱们九点十分动手。”
“真要去偷档案？”宽肩膀的声音有些迟疑，“这儿可是共产党的地盘，万一……”
“万一什么？刘处长交代了，必须搞到孩子的血型。卫生院有出生记录，上头肯定写着。弄不到血样，弄到记录也行。”
宽肩膀的不说话了，缩了缩脖子。瘦些的摸出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摸出火柴，想点，又塞回去了，不能有光。他舔了舔嘴唇，这类活儿他干过不少，可在这穷乡僻壤偷东西，还是头一回。可刘处长给的价钱实在太高，足足两百块大洋。
宽肩膀的忽然开口，“哥，我咋觉得有人盯着咱们呢？后脖颈子直发凉。”
“别自己吓自己。”瘦些的骂了一句，可他自己心里也直发毛。他左右看了看四周，黑糊糊的啥也看不清。只有远处卫生院那点灯光，黄黄的昏昏的，像快要熄灭的炭火。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终于到了九点。
卫生院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先是药房的灯，然后是诊室的，最后连陈大夫那间屋的灯也灭了。木门“吱呀”一声打开，那声响在静夜里格外刺耳。又“哐当”一声锁上，铁锁撞在木门上，闷闷的一响。脚步声慢慢走远，布鞋底子摩擦着地面，沙，沙，沙，渐渐听不见了。
又等了十分钟。瘦些的在心里默数，数到六百下。
“走。”瘦些的站起身，腿都麻了，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跺了跺脚，血往腿上涌，一阵酸麻。
两人摸到卫生院后墙。墙不高，就一人多高，用黄泥混着稻草夯的。瘦些的蹲下，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宽肩膀的踩着他肩膀，布鞋底子上沾着泥。宽肩膀的手扒着墙头，一用力就翻了上去。然后他俯下身，伸手把瘦些的也拉上去。
跳进院子，落地声很轻，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档案室在哪儿？”瘦些的问。
“应该在前排左边第二间。白天我来看过，假装肚子疼。”宽肩膀的说。
两人摸到前排。门都锁着，是老式的挂锁，黄铜的，已经锈了。瘦些的从兜里掏出根铁丝，一头弯成个小钩。他插进锁眼里，左右捅了捅。
“咔哒”一声，锁开了。
推门进去，一股子霉味混着药味冲出来，呛得人想咳嗽。屋里很窄，靠墙摆着两个木架子，松木的，已经变形了。架子上堆满了牛皮纸袋，有的破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纸张。
瘦些的把手电筒光调亮了点，照在架子上。纸袋上贴着标签，写着人名和年份，墨迹已经淡了：
“李桂花，民国三十五年生”
“张建国，民国三十六年生”
“赵小栓，民国三十八年生”
“找丁念成，”他说，“1950年生的。”
两人开始翻找，纸袋数量不少，表层落了厚厚一层灰，一翻动就扬起来。“这得找到啥时候。”宽肩膀的边翻找边低声嘀咕。
“别多说废话，赶紧找。”
两人翻找了约莫二十分钟，宽肩膀的突然发出“啊”的一声，“找到了！”他抽出来一个纸袋，标签上印着姓名“丁念成，1950年6月出生”。瘦些的一把抢过纸袋，撕开袋口往里看，里头只有一张纸，是份出生记录。
他凑到手电筒的光底下查看。字迹显得有些模糊：
母亲：王翠平，血型A型
父亲：丁得贵（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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