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完了之后，她把那杯凉水一口一口地喝完了，水杯搁在茶几上，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去洗漱了”，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她把门关上，背靠着门，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打开台灯，把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下了几行字：“他说他不回来了。那我过去。”
这场对话之后，李欣萌的目标从“考南京大学”变成了“一定要考南京大学”。
之前是“想”，现在是“要”，之后是“一定”。
当她开始在“要”字前面加上“一定”的时候，她自己都知道，这条路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一个人从“我想去”变成“我一定要去”的瞬间，不是你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到的那个瞬间，而是你意识到自己除了做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的那个瞬间。
她除了去南京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她的人生重心已经偏移到了无法修复的程度——她的心脏在南京，她的灵魂在南京，她每天晚上闭眼前最后一个念头在南京，每天早上睁眼后第一个念头也在南京。
她的人如果不搬去南京，她的身体和灵魂就会永远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里，两半都活不好。
高二那年，她的成绩稳在了年级前十五。
老师们开始跟她聊志愿填报的事情，问她有没有心仪的大学，她说南京大学，老师点点头说“以你的成绩是有希望的”，又问她想学什么专业，她说还没想好。
她说“还没想好”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不在乎学什么专业，我只在乎那个学校的地址。
只要地址是南京，是那个她在地图上标记了无数次的坐标，学什么都行，哪怕是最冷门的、最枯燥的、最没有“钱途”的专业，她都愿意。
因为她不是去学知识的，她是去靠近一个人的。
知识在哪里都能学，但有他的南京只有一座。
她要把自己送到那座城市去，送到离他尽可能近的地方。
这个念头从初二那年的冬天开始生长，到高二这一年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树冠遮住了她全部的视野，树根扎进了她全部的骨骼。
也是在高二这一年，她在学校门口遇到了初中同学周晓晓。
两个人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聊了几句，周晓晓忽然问她：“你还记得咱们初中的时候，隔壁四班有个男生叫王潇然的吗？”李欣萌想了很久，摇了摇头。
周晓晓说：“就是那个胖胖的、脸上长痘痘的、特别安静的那个。”李欣萌还是想不起来。
“算了，”周晓晓笑了笑，“他好像一直挺喜欢你的，初中暗恋了你三年，高中好像还跟你在同一所学校，不过你肯定不会注意他啦。”李欣萌笑了笑，没有接话。她确实没有注意过他。不是故意不注意的，是她的注意力被一个人占满了，没有多余的带宽去分配给任何人。那个人的名字三个字，笔画加起来比“王潇然”少，但重量是“王潇然”的一万倍。她不记得王潇然的脸，不记得他的名字，甚至在他以后出现在她生命中的时候，也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就是当年那个“胖胖的、脸上长痘痘的、特别安静的”男生。她在很多年以后会嫁给这个人，但此刻，此刻她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你未来的丈夫，在你高中的时候，连你的记忆都进不去。
高三那年，李欣萌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张课程表。
早上五点半起床，冬天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她披着校服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圈里摊着英语单词书，嘴里小声地念，念到嘴唇干裂，念到嗓子发涩，念到那些单词像钉子一样一个个钉进脑子里。
中午别人趴桌上午睡，她戴着耳机做英语阅读理解，困了就站起来走到走廊上，靠着墙壁站一会儿，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吹得她太阳穴发疼，但那种疼让她清醒。
晚自习结束之后，整栋教学楼都空了，她还在教室里多待半个小时，把今天没弄懂的数学题再算一遍，算到懂了为止，懂了之后还要再算两遍，确保以后不会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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