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向为旗员豢养之地，清廷本不愿汉人过问。当陕、甘既平，有诏乘势进规关外，但令金顺、景廉、穆图善辈主兵事，而命宗棠接济军饷，指派左军中张曜、宋庆驰往哈密，会文麟剿贼。盖以汉人领兵者为偏裨而已，初未欲以督师之任畀宗棠也。是时新疆形势，南八城已为帕夏所据，伊犁为俄所代收，其极东之一州三厅，原与安西同属甘肃。然自肃州嘉峪关以外，清廷已视为禁脔，故使穆图善自泾州移驻安敦玉，为景廉、金顺等声援。其于宗棠，盖以外人视之。至十三年七月，命宗棠为大学士，犹使留陕甘总督任，而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是时犹未有任宗棠出关意也。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乙未，景廉乃奏宗棠筹办粮运未能合宜，以宗棠主由北路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用驼运，户部侍郎专办西征粮台之袁保恒主由南路肃州，用车骡运，意不合。
宗棠既已奏争之，景廉乃右保恒而抑宗棠。盖不但兵事不欲任宗棠，饷事亦不欲任宗棠也。宗棠复奏称：“凉与甘肃向称腴郡，乱后人少地荒，关外安玉敦尤甚。今采买至十九万石，抵承平时全省一年额赋，犹疑其尚可加采，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何从出乎？以挽运言之，车骡负粮多，而饲养所耗亦多；驼负粮少，而饲养所耗亦少。以所运程途言之，车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尽；驼行三十日，而所负之粮尚可稍余，以济待饷之军。驼行内地及戈壁，日耗粮三斤，若行边外，则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来军行北路，用北路之粮，无由关内运济北路者。
今肃、甘、凉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已为从前承平时所难，若尚责其逾天山运巴里坤，更由巴里坤运古城，劳费固不必言，试思关内之粮，除人畜食用，无论骡之与驼，能运至哈密者几何？能运至古城、至巴里坤者更几何也？臣前称粮仅可运至哈密者，只就运至哈密尚有余粮供军计之，且指负多食少之驼而言，非指车骡也。景廉但知乌、科之粮难运，不知肃州之粮可采可运，而无可供前敌之军，翻不如北路驼运，劳费相当，免耗粮草，究有可供前敌之军也。臣指乌、科为言，盖以北路商旅往来，有一捷路：由归化城、包头而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余站。其间为乌、科及归化各城所属蒙地，无台站而有屯庄。蒙、汉杂处，自为聚落，产粮之地颇多，雇驼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则无台站，无屯庄。计程以驼行一日为一站，自归化城起，驼行三十余日可抵巴里坤，遂呼为三十余站。所经之地属何城管辖，无从确悉，但称乌、科，实则近时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为捷径，未尝绕道乌、科两城也。臣意欲此路粮运可办，于前敌军食有裨，而关内之粮递运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由驼接运，庶前敌军食，以两路供之，不虞缺乏。此后安敦玉耕垦渐广，庶运粮两事尚或不至束手。”
由此奏，可见新疆用兵，以军食为最难继。宗棠唯确有成算，乃有用兵关外把握。军机中恭王及文祥辈皆尚晓事，故能知旗员之不足恃。又因宗棠言，召回景廉，并召还袁保恒，遂以宗棠为钦差大臣，仍用金顺为帮办，是为宗棠任关外军事之始。顾宗棠既任关外事，朝论又主弃关外矣。道光以来，海防紧急，曾、左、李诸帅，于太平军事之后，即兢兢以造船制械取法泰西为务。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教案，殴死法国领事，焚毁教堂，法人责言汹汹。曾国藩方督直，委曲与法议结，正法滋事人民至十五人，军流者二十一人，天津府县官皆遣戍，国藩至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语。其实是时普、法开战，法且不国，而时无电信，中国不之知也。十三年四月，复有日本船避风泊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派兵登岸，进攻番社，朝命沈宝桢为钦差，与日本议恤金五十万，乃撤归。议者多注重海防，遂以新疆为当弃，乃可专注意于海上。
由今思之，恐亦旗员不主新疆兵事之影响也。从前军事，虽非若新疆之本为旗员私物，犹未尝以汉人主兵。太平军明明由汉人戡定，金陵既下，报捷犹推官文领衔。淮军平捻，当时亦推都兴阿领衔奏捷，都兴阿绝不敢自任，乃止。是为汉人主兵之始。新疆则事更不同。撤景廉而命宗棠，或旗员以为与其坐失汤沐地以资汉人，不如满、汉均失之之为快也，遂倡言弃南八城封帕夏为外藩；英使威妥玛乘机复为之请。二年春，宗棠方将自兰州启行出关，而关外应弃之说甚盛。时宗棠方筹定粮运之法，又与俄商订定购粮，诸有次第，乃奏言：“乌城之贼，土回居多。白彦虎复挈陕、甘悍回，分踞红庙、古牧、玛纳斯，与相联络，而皆南通帕夏。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酋和硕伯克也，帕夏当即伯克之转音。自帕夏踞南路各城，吐鲁番、辟展以西土回皆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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