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数据信息被高度发掘的时代，一方面，各类新兴互联网企业成为主力；另一方面，传统企业也在着力跟随，其根本动力都是在于发掘新的商业利润来源，以弥补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投资迷茫。在此过程中，对于个人的利益和诉求还缺乏合理的认识和定位。虽然大数据对于进一步理解和服务消费者有重要作用，但是从其他方面看，一是无序的、低效的、无用的信息轰炸往往给个人带来“信息过度”的不佳体验；二是在数据成为财富的狂热驱动下，对于个人信息权利的侵犯几乎无处不在，尤其在我国缺乏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条件下，数据渴望和采集很可能成为激怒消费者的动因，且拉大了与真正的消费者主权社会的距离。可以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变成“垃圾”，在我们逐渐转向消费者主权社会的过程中，“互联网+”更需要高度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推动客户利益导向的商业模式创新。
两大转变
所谓两大转变，是互联网信息产业与其他部门的结合方式，需要实现“双向互动”。
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近年来，虽然在信息化基础上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还远没有从根本上推动现有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种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调整仍然非常缓慢，不仅三次产业结构之间难以协调，而且各产业内部也亟须从低端转向高端，同时城乡之间的产业配置差异也逐渐增大。所有这些，都对生产效率、就业与福利、低碳增长等带来很大的负面冲击。
实际上，离开了传统产业优化的支撑，互联网信息产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多年的全球经济演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德国的工业4.0模式，就体现了在新兴制造业发展的“主干”上，信息化改造能够带来生产效率和产业生命力的巨大提升。尤其对我国来说，产业优化不应只考虑三次产业间的替代。近十年来，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速开始超越第二产业，在此背景下推动产业转型，虽然
可避免生产率与增长的趋势性下滑，但也要注意转向生产性、高端的服务业，而非低端的消费服务业，以避免产业转型的“拉美陷阱”。实际上，在国内部分发达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低效产业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下降。因此，在我国农业、工业内部的升级可能更加重要，这就给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压力，而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在其中大有可为。
新型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我们看到，与德国模式不同的是，美国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似乎与我国当前有类似之处，有更多纯粹的互联网新业态模式，但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危机的冲击下，部分互联网企业也更着眼于“回归传统”，以主动改造和融合传统产业为重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进一步与“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战略相结合，推动了这一演进过程。实际上，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许多产业变革，一是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二是基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业态条件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如果这些产业只着眼于特定领域的“自我游戏”，其生命力也必将有限。例如，当电子商务平台满足于B2C时，只是一个销售渠道而已；如果在C2B模式下介入生产环节，就对于整个产业链格局、企业生产和库存效率等产生复杂的影响，从而深刻改变现有各类产业部门。
一个最终目标
所谓一个最终目标，就是促使中国经济社会走向更高层次的数字化管理。
对于一个数字化管理的社会来说，必然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趋走向理性，而且能够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数据的巨大财富。例如，大数据、金融信息与信用管理之间具有天生的内在联系，尤其是随着发达国家的小微企业融资和消费金融的迅速发展，金融信息管理日益与信用管理结合起来，多层次的信用信息供给体系更加完善，这对于推动金融交易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依托互联网环境我们更容易发掘、集聚信息和低成本地建设金融交易信息基础。如运用大数据方法通过构建小微企业信用评估体系，从而有效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当然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社会信用管理、金融信息管理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出现了部分积极的探索，部分电商企业充分运用客户信息支撑，开展网络信用评价与供应链金融创新。所谓“人无信不立”，经济、社会、金融的健康运行，也离不开健全的金融信用环境，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公开、透明与大数据积累，为公共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居民部门的信用建设与高效管理都提供了重要支撑。
还需强调的是，在走向“数字化”社会过程中，还要注意直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我们知道，信息不对称的后果是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误导了市场信息，造成市场失灵。如果处在普遍的信息数据缺乏状态下，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往往会降低市场效率。反之也是过犹不及，即便是20世纪末所谓的“信息爆炸”年代，也没有当前阶段如此快速的信息积累。据统计，互联网上的数据每两年翻一番，而全球绝大多数数据都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面对似乎逐渐“供大于求”的数据，如何找到有用的信息成为利用大数据的关键问题。在现实中，对于一哄而上追求“互联网思维”的企业来说，也需要冷静思考在信息过度充分的年代，如何把互联网信息、数据、渠道变成真正的长期市场价值。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而互联网信息时代日新月异的变革与这些领域都是密不可分的。从根本上看，互联网信息技术、渠道、制度、文化等都是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工具和载体。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要正确应对国内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与改革矛盾，优化对外经济结构，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掌握更大话语权等。这些都意味着中国要以新的思路融入国际合作中，在中国特色的网络经济、电商经济发展环境下，找到一条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共赢道路。
总之，“互联网+”意味着我国互联网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应该越过初始的“草根阶段”及其后的“江湖阶段”，逐步迈入“理性阶段”，在摒弃无序竞争、吸引眼球、资本游戏等元素之后，更多体现为“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产业责任、草根责任”，在全球成为中国品牌形象中更加正面和积极的要素。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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