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不是未曾想过重赂官员，走上层路线，只可惜还是完全低估了宗族力量在当是时社会生活之中地位与权力，甚至还很运气不好地碰上了一个没有多少辨别是非的能力，却又偏偏自居持身清廉，不染介尘的庸官，反倒是被认为是个行赂谋私的小人，终归一无所得地被扫地出门，若不是两位老人早有远虑，还算帮他准备了一些最后应急的银钱，只怕无拳无勇的包大仁早就已经饿死在了这个陌生的年代。
在被赶出了家门之后，包大仁也曾痛定思痛，想着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先给自己切实地找一条出路，待得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再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是以带上了二老留给他的最后银钱，远走他乡，奔赴临安行在，希望能借着科考登第，迈上通往大宋朝堂的捷径。
在包大仁原先的认识里面同，在这个朱熹还未成气候的年代，宋代科考还远不如明清之时那般死板，囿于朱熹所注四书五经的一家之言，以八股文章取士，一般倒是有策论、词赋之学，包大仁前一世的工作倒是与文字有关，对于文言文自命也并不陌生，又兼知自认对于朝堂局势了然于胸，文章立意在新党旧党之间应如何取舍绝不为难，颇有可以投机取巧之处，更背诵了不少惊人之语，心下对于自己一榜登科，从而获得一个有机会实现自己抱负的台阶颇有信心，是以下了背水一战的决心，只身来到京城，寄寓于客栈之中，一住经年，闭门不出，终日只是苦苦那些策论与摹卷，只待那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
只可惜也就直到真正去考了试，放了榜之后，包大仁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么地离谱，毕竟当是时的行文习惯与考官的鉴赏标准，实在不是后世门外汉阅读几篇古文观止就能够了解得了的，行文之间除音韵对仗之外，更兼有忌平实而需用典等种种考究，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包大仁，写出来的策论文字上或许自觉得已然颇为古雅，但在当是时文人士子眼中却仍自是如同大白话一般，纵然其间观点殊不乏可观之处，却也绝难以入那些早就看惯了锦绣文章的文人士子的眼中。
更何况，当是时秦桧已然独揽朝政，开始操控科考之门，朝廷取士之道渐收入其手中，所问所取非为国家取士，而只为安插党羽，栽培门生，包大仁这种无根无底，又根本没有门路请托的寒门儒生，如此落第实在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当是时包大仁简直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那二老留给他的银钱，几乎都已然花费一空，如若不是先前自信满满，只怕科考开始之前就已经连行李带人都被客栈给扔出来了，临安城中虽然百工兴盛，但包大仁那一副单薄的身板，却连做最粗重的活人家都看不上，那一段时日，可以说是包大仁最为困顿的时光，当是时大宋南迁之后已然渐渐站稳了根基，那临安城中的富庶繁华，实在颇不下于昔时汴京的风彩，街头小商小贩的叫卖，茶楼酒馆之中茶饭量博士的点菜叫送，都各有他们独到的手艺，绝不是光想卖力气就能干得了的活计，包大仁在临安城中转了一圈，却是俨然发现哪怕如前世穷困学子经常操持的刷盘洗碗之类的活，他也根本延揽不到。
在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的情况下面，包大仁也想着到效法说书讲古之辈，到市井里面抛头露面，卖弄几个前世里的故事，希望能够赚得一点糊口之资，却没想到这大宋的临安城里头，说书讲古早就已经蔚为大观，在那个年头，民间异人还是层出不穷，说书讲古比的不仅的嘴皮子上的功夫，还往往闪转腾挪，飞剑星丸，那效果简直就是要比后世影片的特技效果更来得逼真绚烂上几分，包大仁的故事就算再过新鲜精彩，就那干巴巴的叙述方式，一开始也实在招揽不来什么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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