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皙子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杨朔铭说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权理论传入，中国历史上之君主[***]理论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对在此[***]政治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完全忽略，如我中国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旧思想之民，骤行明煮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杨朔铭对中国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党政官员，平曰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曰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斧采用[***]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曰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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