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态度。妈问你问题你凶什么凶。”
“我没凶。我在回答你的问题。”
“你就是凶了。你从刚才开始语气就不对。”
“我语气怎么不对了。”
“你在不耐烦。妈听得出来。”
我闭了一秒嘴。她说对了。我确实在不耐烦。不是对她这个人不耐烦，是对“为什么公式就是这样”这个问题不耐烦。就好比你问一个人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你怎么回答？你没法回答。它就是等于二。
但她不一样。她是真的不知道。不是抬杠，不是偷懒，是真的从零开始。她上一次坐在课桌前面做数学题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段时间里她在洗碗、收银、擦地板、排队给人看病。
我把红笔放下来。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两杯水。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端在自己手里。
“这屋子怎么这么闷。”她接过水杯喝了一口，伸手扯了一下领口，“你把窗户开开。”
我去开窗。九月底的夜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巷子里的炒菜味和楼下谁家在放的电视剧对白。回到桌前的时候她把领口理好了，但polo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还是没扣。她低着头看题，头发从耳后滑下来，黑色的发丝贴在脸颊侧面，挡住了半边眼睛。
我坐回去。拿起红笔。
“重新来。我换一种方式讲。”
她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手里的铅笔又拿起来了。
这一次我没有讲公式。我画了一条抛物线，告诉她这条线最低的那个点就是顶点。然后问她“你觉得这条线左右对称吗”。她说对称。我说对，对称轴就在顶点这里，往左数多少往右就数多少。然后配方法就是找这个对称轴的位置。
她盯着那条抛物线看了十秒。
“哦。”
这个“哦”的语气跟之前不一样。之前是“听不懂但不想让你知道我听不懂”的哦，这个是“好像有点明白了”的哦。
然后她拿铅笔在草稿纸上自己画了一条抛物线，歪歪扭扭的，开口朝上。在最低点标了个小圆圈。
“这个就是顶点。”
“对。”
“那如果它倒过来呢。开口朝下。”
“那最高的那个点就是顶点。”
她又画了一条倒过来的抛物线。画完之后低头看了一会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接下来做第六题到第十题。错了六道。我用红笔圈出来，在旁边标注哪一步算错了。她趴在桌上近距离看我批改，脑袋凑得很近，头发扫过我握笔的那只手的手背。
发丝的触感很轻。像秋天的风过来又走了，留了一点点痒。
“你这个负号怎么又丢了。”我把红笔点在她写的第七题上面，“x减一的平方展开是x平方减二x加一，不是x平方加二x加一。你看你这个负号呢。”
“负号……”她盯着那个地方看了三秒，“哦。丢了。”
“每一道都丢。你跟负号有仇吗。”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跟负号有仇吗。”
她抬起头瞪我。
但瞪了两秒之后她自己先绷不住了，嘴角弯了一下又使劲压平，低下头继续做题。铅笔在纸上划拉的声音沙沙地响。
做到第十五题的时候她趴在桌上不动了。
“几点了。”
“十一点零四分。”
“够了。妈做不动了。脑子跟水泥糊的一样。”
我看了一眼她做完的十五道题。对了六道。错了九道。其中四道是负号丢了，三道是公式记错了，两道是完全空白。
比我预想的好。
“行。今天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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