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
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1914年元旦，李安生到了北京之后，与国会议员们的第一次见面，谈的便是这个问题。
“农业社会中的美国人没有封建式的桎梏，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推崇，他们的个人主义传统，对教育的崇尚，对法律的尊重，广泛的社会流动机会，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使得他们对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为热衷，他们在新世界看到了美好的前景，机会对每一个勤劳、肯干的人都是敞开的，即使是贫困的新来者，经过一代的努力往往也能成为中产者，可以说，农业社会时期的美国是中产阶级的乐土。”
“我国为何不能效仿，或者说，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中华民国大地上尝试一下？让一个贫穷的百姓，有希望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什么是小康，吃得饱穿的暖，能有余钱，安居乐业。也能下下馆子，甚至出国旅游一趟。总不能都是外国人来我国旅游，咱们的老百姓也要走出去看看外国是个什么样。”
刚开始听李安生说的很严肃，可到后来就有些诙谐幽默，让会场的气氛为之一松。
不过，也有许多议员不以为然，李安生具有美国背景，什么都推崇美国，是不是太过了些？
或者说，称呼李安生为美国帝国主义代言人也不为过，对了，李安生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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