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便这样瑟缩着，无声无息地长大，没有带来任何欢喜，也没有带来多少麻烦。养她不会比养一只狗或猫更费事，也不会比养一只鸡或鸭更有用，更被重视。
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她学会割草，会在冬天里被人翻耙过许多次的田地里找蕃薯；六岁时，开始放羊，养兔子；七岁时她的母亲伤寒死了，于是她接手要负责一家人的煮饭、浆洗衣裳，并且懂得独自去集上卖兔子，与人讨价还价；在那里她看到穿绫罗绸缎的城里人，他们的背都挺得很直，头都扬得很高，被迫低下头来审视货物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降尊纡贵的不屑与不耐。
她很紧张地看着他们，幻想可以走进他们的世界里去，幻想可以天天和这些头脸干净衣衫光鲜的人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呢？她没想过。她只是觉得，只要接近了他们，世界便会晴朗开阔许多，并且或许会吃得饱一点。她很少有吃饱的时候，但是她有时也会打嗝，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机会来了。八岁的时候，有人来到她家里找父亲说话，问他们愿不愿送女儿去城里做工。父亲很无所谓地说：“待我问问看，她愿意去就去了。”这是家里人第一次征求她的意见，她反而谨慎起来，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她从父亲眼中看到难得的温情，并且弟妹们肮脏的小脸上也写满留恋，于是她便退缩了。她想如果她走了，爹也许会想她的，而弟妹们就要捱饿，她被自己这想象感动得热泪滂沱，说不出话来。父亲诧异地说：“不去就不去，哭什么？”便向来人说，“这么着，就算了。”来人便点点头，说：“这么着，便算了。”低头抽了一袋烟，便走了。
她便又哭起来，哭她丢掉了人生的第一个机会，进城的大机会。她怕命运从此再也不会光顾她，体恤她。尤其是，她发现父亲并没有因为她的牺牲而额外疼爱她，仍然当她可有可无的一个存在，似乎他不小心生了她，于是只得养她。便是那样，再无别的理由。
她觉得失望，并且羞愧，因为自己居然曾经放弃一次难得的进城机会，这是多么愚蠢而怯弱的表现。她暗暗希望那个人会再转回头，会重新问她一次，给她多一次选择——但是没有。那个人没有回来，父亲也没有再提过这回事。她仍然要每天割兔草，喂兔子，然后在集日里拿到镇上去卖。
她守着兔子，在阴如棉被的天空下稚嫩且嘴碎地同人争执着价码，然后拿卖兔子的钱去买一点盐一点油回家。兔子一窝窝地卖掉，她一年年地长大，转眼便十二了，始终没能离开这村子，始终还是觉得冷，觉得吃不饱。
然后她等来第二个选择——即使是局促着眉眼，她仍然算得上是个美人胚子，凛冽的寒风并没有使她的皮肤皴裂粗糙，旺盛的生命力是比任何滋补品都更有效的，春风一吹，她就重新娇艳丰盈起来，仿佛有花香气，吸引得十里八村的蜂狂蝶乱，纷纷请了媒婆来提亲。
十二岁的女孩子该有婆家了。下了聘，便须由婆家养起来，仍然养在娘家，但是逢年过节要往婆家去住几日，做些家务，三两年后才可以成亲，行礼圆房，从此便好算别人家的人了。父亲曾经叫她“赔钱货”，其实终究也没有在她身上花费几文，她是很小便懂得自力更生的，如今更可以为家里换取一笔可观的财礼。
当然家里也要拿一些陪嫁出来。父亲便说：“这倒是很为难的，嫁个好些的，便须拿出相应的陪嫁来，几只兔子是不够的；或者便只得拣个普通些的，大家意思意思，都省些事。”
父亲要她自己做主。然而她已经习惯了没有意见，习惯了顺从与接受，习惯了在接受之后默默地咀嚼后悔，习惯在偷偷后悔之际展开臆想，去猜测另一种选择后面的种种可能性，无尽的可能性。
她照例说：“爹说怎么好便怎么好吧。”说完了，又很顺口地几乎是很不经意地说，“不过嫁之前，我想去城里打几年工。再不去，以后便没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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