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求成的人，都是狂躁症患者。他们想一夜暴富，所以恨不得长出九十九只手到处去挖金银财宝；他们想吃壮身体，恨不得用四十九张嘴去狂吞天下佳肴。这种痴狂梦常常伴随在他们左右，让他们心跳，让他们口渴，让他们燥热。殊不知，此等人一定是成功之路上第一批被淘汰的人。事业之所成，一定是稳扎稳打者的专利。
不随外物流转而动，平心静气稳中求进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心不净则必然理不清，理不清则必然事不明，人一旦心乱，就会失去理智，陷入迷茫。相反，人心若能进入“静”的境界，就会豁然开朗，人生便多了一些祥和，少了一些纷争；多了一些福事，少了一些灾祸。不过，要完全按捺住内心的浮躁，也绝非易事，其实就连“理学大师”曾国藩，亦曾陷入过浮躁的怪圈。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当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2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在翰林院为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中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离开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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