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不可太张扬，行事须有一个度数。锋芒毕露显然不是处世之道，不识时务难免遭受打压。为人处世，要晓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时候必须屈，什么时候可以伸。其实有时候，糊涂一点才是真正的清醒。
过刚易折骄矜招祸，为达己任忍辱负重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获得成功不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在清廷“抑制汉臣”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莫不如静待时机，证明自己。
能忍辱者可分两种：一、真正胆小懦弱之人，见势则怕，苟求安稳，往往为人所轻视；二、为达己任，忍辱负重，伺机成大业者。毋庸置疑，后者忍辱并非胆怯，而是“忍”有所图，乃是成大事者的一种谋略，更值得大家学习。
人生如棋，一味冲撞的阵前卒子很容易丢掉身家性命。唯有将帅者才知道何时该冲锋陷阵，何时该韬光养晦。做人处世需知过刚则易折，骄矜则招祸，必要时需忍辱负重，刚柔并济，进退有度，谋定而后动。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
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隐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是无奈之叹，实则为一种进退之道，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接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留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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