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十条建议，除过修武备一条之外，其余九条均被宋仁宗采纳。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到庆历四年（1044年）上半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的革弊主张，陆续发布诏令，以内外官员的考绩升迁办法重新作了规定，对大臣陈请子弟亲戚任馆阁要职之事及转官升迁严加限制。还对恩荫制度重新作了规定，各级官员恩荫子弟亲戚的人数和官职都作了比以前更加严格的限制。要求地方官注意兴修水利，尽可能合并人口较少的县份，以减少役使的人数，使减少下来的役人回乡务农。这就是所谓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他对官僚机构的整顿，难免不触及那些在因循腐败的官僚制度中获得利益的高官权贵。有一次，范仲淹查阅各路转运使的“班簿（名册），每见有一人不称职，随即用笔勾上记号，依次更换。
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受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那种利益受到损害的腐败官僚，想方设法陷害范仲淹等人。面对反对派的攻击和陷害，仁宗也不似以前那样积极了，这使范仲淹非常难堪，心中不免生了畏惧之情。当时，张海的起义军途经高邮军（今江苏高邮），当地官员晁仲约令百姓以金帛牛酒犒劳起义军，此事被朝廷得知，富弼主张诛杀晁仲约。
范仲淹面对朝廷形势的变化，主张宽宥晁仲约，他对富弼说：“自祖宗以来，朝廷未尝轻杀一臣下，这个规矩不可轻易破坏。我辈在朝中，同僚中同心者无几，圣上的心思也捉摸不透，如果轻导人主诛杀臣下，他日主上手滑，你我也难以自保！”
富弼对范仲淹的话不以为然。但到了后来，富弼宣抚河北还朝，宋仁宗不许其入城，富弼弄不清朝廷意图，心中不安，彷徨夜不能入睡，想起范仲淹的话，叹息道：“范公乃圣人也！”
就在范仲淹陷入苦闷之时，以奢靡、阴险闻名的大官僚夏竦施毒计陷害范仲淹、富弼。夏竦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让女奴偷偷练习拥护新政的官员石介的笔迹，等女奴练习到能以假乱真之时，写了一分所谓的废仁宗皇帝的诏书草稿，诬赖是石介代富弼起草的，并将其加以散布，企图置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以死地。这种毁谤和中伤，使范仲淹、富弼感到继续留在朝廷，会有性命之忧，便要求宋仁宗派他们到河北、陕西主持军事。
昏庸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那种迫切希望更改时弊的心情很快消失得无踪无影，对范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就顺水推舟，派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到了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员也都被贬到地方上任职。就这样，推行不到一年的“庆历新政”夭折了，范仲淹的报国理想也随之破灭。
范仲淹这一次被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朝廷，先后任邓州（今河南邓县）、杭州（今浙江杭州）、青州（今山东益都）等地知州。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范仲淹任邓州知州，在那里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达了自己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情思，并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抒发自己要继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但被排斥在朝廷之外的范仲淹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一生历经起起落落的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心系天下，其所做所想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精心操纵社会的各种力量，让北宋的边防得以巩固，有力地抗击了西夏的入侵，为了北宋的未来，他排除万难，一心改革。虽然他的变革最终由于权贵的阻挠而失败，但是他所提出来的操纵思路还是对于北宋的发展起来了深远的影响。
精锐点评：一种才智恢宏的求胜方略
范仲淹的心胸非常博大，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琐碎小事，这是一种十足的取胜大家的写照。但很多人总是在小圈圈中打转，无心去想大事，靠大事成名，所以做不大人生局面。
你必须把自己的人生局面想得开阔一些，才能成就不同一般人的事业，否则，你欣赏的就是蝇头小利。所有操纵大胜之局者的观点都是：有了大主意，才能有大行动，大事业。以变应变，凡是想到的，就一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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