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怀鸿鹄之志之士，思考洞察世事的角度自然不同，其提议、执行的对策与常人亦会有所区别。范仲淹心忧天下，于是敢于直言犯谏，不畏权贵，虽被奸邪之人排斥，以至三次贬官，但在社会上却广受仁人志士称道，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建功立业、取得大胜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
范仲淹在睦州执政期间，为教化民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他后来寄给晏殊的信中所说：“我罪有余责，然不敢忘国事。两浙之俗躁而无刚。豪者如虎，则仲淹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则仲淹示之以仁。吞夺之害，稍稍而息。于是，延见诸位生徒，训之以师门之礼。民风变，则大道行，天下安。”
一年以后，范仲淹徙知苏州。苏州乃范仲淹的故乡，多水患，于是他募集游手好闲之人，疏通河道，使积水入海，民多受益。后来，范仲淹又欲疏导太湖，变害为利，但开工不久，朝廷命其徙知明州（今浙江宁波）。苏州百姓都不愿范仲淹离去，要求转运使上奏朝廷将范仲淹留下，疏导完太湖再走。于是，转运使上奏说：“范公治水有绪，愿留之以毕太湖疏导之役。”
宋仁宗恩准了转运使的请求，范仲淹继续留任苏州知州。在范仲淹的主持下，疏导太湖入海的工程终于竣工，范仲淹兴奋之余，诗兴大发，作了一首《太湖》诗。诗云：
有浪即山高，无风还练静。
秋霄谁与期，月华三万顷。
范仲淹在与晏殊的通信中，则表达了自己主持太湖疏导工程的甘辛，他说：“仲淹自睦州徙知苏州以来，境内灾困之民。其室十万。仲淹夙夜营救，兴太湖之役，唯恐智小谋大，不能毕其役，心中惶惶。今役已毕，于心安矣。”
宋仁宗景二年（1035年），范仲淹上奏朝廷，要求在苏州立府学，以养育人才。在此之前，范仲淹游苏州南园，对南园的景致非常欣赏，便在南园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并赋诗云：
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
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
在宋代，风水堪舆学说非常盛行，范仲淹购得宅基地之后，也请堪舆家相之。那些堪舆家相了宅基地之后，说：“此地之主家，当世出卿相。”
范仲淹听后说：“诚有此事，仲淹不敢以一家私自拥有，当与天下之人分享！”于是，将其地捐给苏州府学，作为校舍。府学建成之后，有人认为太广，范仲淹说：“我患其将来狭隘耳！”
景二年（1035年）冬十月，范仲淹被朝廷召还，除授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这时，朝廷欲改制雅乐，求一知音乐之人。范仲淹推荐白衣胡瑗于崇政殿廷对，结果胡瑗被授以校书郎，参与更定雅乐之事。范仲淹不久迁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诗府，这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范仲淹从被召回朝廷，比以前论事更加急切，连宰相及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也不放过。只要他们有什么过错，一律上奏弹劾，没有丝毫的畏惧。范仲淹入朝之后，弹劾的第一个人便是昭宣使、入内都知阎文应，此人是宋仁宗身边的红人。
当初，郭皇后获罪被废，阎文应竭力怂恿。后来，宋仁宗心平气和地思念郭皇后的种种好处，心生悔意，累次派人慰问郭皇后，并亲作乐府词以赐之。郭皇后和答宋仁宗，语甚凄怆，阎文应心中大惧。就在这时，郭皇后患小疾，宋仁宗派阎文应与太医前往诊视，并将郭皇后迁往嘉庆院中疗养。郭皇后本来只患小疾，让太医看过之后不几天，反而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很快就一命归西。朝内朝外议论纷纷都怀疑阎文应对郭皇后下毒，致其暴亡，然而苦于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治阎文应的罪。郭皇后暴亡之时，宋仁宗在太庙斋宿，及闻其死亡，深悼之，以后礼埋葬。
谏官姚仲孙、高若讷弹劾阎文应说：“郭后暴薨，中外莫不疑阎文应下毒之故，请陛下治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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