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地方。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广泛交融，互相影响，产生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的过程。陕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被汉族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足以说明，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的文化之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文化，陕北文化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也较大。陕北对犬的禁忌中，蕴涵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整合与冲突的因子。陕北风俗中，民间历来不吃狗肉；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吃摊黄，摊黄整转送过程中，必须用笼布把摊黄鉴包严实，千万不能让狗看见，若是让狗看见，摊黄就会变白口唇(黄边较厚实的部分不再能摊成焦黄、好吃好看的颜色)等等禁忌。据研究，这是殷周以来一直活跃在陕北大地上的、信奉狗图腾的赤狄、白狄、犬戎等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冲突与整合的结果。汉民族虽不认可狗为祖先，但也承认戎狄等民族对狗的崇拜，天长日久，“狗肉不上抬秤”就变成陕北民间一项普遍遵守的习俗。摊黄鉴不可让狗看见，就是两种文化融合中一种潜在的冲突和对抗成份，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汉民族对于戎狄民族排斥的一面，又有承认其所信图腾具有巫术和魔力的一面。
陕北方言词汇明显地留下异族接触的痕迹，分音词的出现和大量异族地名的存在，都与陕北历史上的民族大交替、大动乱有关。例如：延长县可也村，来源于稽胡族，“稽胡呼堡为‘可野’”(《太平寰宇记》)；陕北话称父亲为“达”、“老子”，其称呼源于羌人。《广韵》：“爹，陡邪切，羌人呼父也。”据反切原理，“陡邪”得音“达”。陆游《老学奄笔记》载：“西垂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另有“蛮婆”、“蛮汉”两词也是从四川松潘和青海东南部北迁而来的羌族的遗物。
还有陕北北部靠近蒙古族的地区，在饮食习惯上吃炒米、用酥油、饮奶茶，在地名命名中受蒙语的影响；在整个陕北中，对羊肉的喜好、揪面片等饮食习俗；跳火堆燎百病、对神树的崇拜等习俗都有游牧民族文化的遗存。
三：陕北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人口流动迁徙和屯垦是形成陕北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重要原因。
陕北的战争从周王朝建立后就开始，据史书记载，周王朝建立后，康王姬钊曾两次命管理少数民族的死司戎盂率军征伐鬼方。周唐王两次伐鬼方，共俘斩鬼方人民近2万人。这或许是在陕北大地上进行的最早的战争。但陕北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开发要从秦汉开始。
秦时，蒙恬北逐匈奴，在匈奴退出去的地方设置九原郡，有44个县城，同时将内地人口迁徙到河套九原郡屯垦。西汉时，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曾多次“募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这便是自秦朝后的又一次大移民。汉武帝一面出兵打击匈奴，一面徙民实边，巩固边防。公元前120年，关东大水，汉王朝命令迁徙关东贫民70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汉王朝还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汉还曾经七次向西北边郡移民实边。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物。同时亭燧等防御设施也得到加强，邮亭驿署相望于道。移民实边的结果，使陕北、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农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致使这里被称为“新秦中”，也就是说这里的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这种有计划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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