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起晚清重臣李鸿章，大家多会将其与“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但若静心、客观地想一想，处于苍夷满目、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李鸿章纵有三头六臂，又岂能独力回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就是一个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体，甚至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的人。他对大清朝可谓满腔忠贞，因而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以求国之富强。但他的后台，晚清政府的实力实在太差了，不足以平内患，更不可能抵御外侮，是故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清政府，他只能“以和为贵”，而这便直接导致了他被后世很多人所唾骂。
然而，对于李鸿章，骂者有之，赞者亦不在少数。戊戌变法倡导者之一的梁启超就曾高度评价李鸿章：“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甚至美国人都认为：“若以军人而论，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若以从政而论，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当然，时至今日，李鸿章的成败功过依然难以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李鸿章绝对是叱咤风云的第一人物，有人很形象地用八个字对其概括——“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那么，李鸿章何以能够在混乱复杂、腐败黑暗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权倾一时呢？这显然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
【史事风云】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四月初，湘军主要领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李鸿章及其兄李瀚章等集会于宿松，每日商谈时局和应付方针。
左宗棠和胡林翼先后走了以后，又传来苏州失守的消息。曾国藩就估计朝廷可能派他去赴援苏州。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他接到十九日（6月4日）朝廷发表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率部赴援苏州的谕令。就与李鸿章商议陆路分三路进兵，水路还要兴练三支水师。
在运筹中，曾国藩往往举棋不定。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他上午与李续宜反复讨论湘军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应不应该撤，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午饭以后，李鸿章来了，几句话就剖析明白了，于是他给胡林翼写了信，确定对于安庆和桐城的围困，要死死地盯住，无论其他战场如何紧张，这两处也不能放松。曾国藩对李鸿章早就很赏识，自从李鸿章入幕以来，朝夕献策，更深感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说理透彻，不可多得的人才。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成为进攻太平军的主帅。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曾国藩上奏保举李鸿章，说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以任两淮盐务使实缺。但并不是派他去办理盐务，而是让他去淮阳办理水师，并择地开办船厂，以便用这个水师保护盐场，免得利源落入太平军手中。但后来由于祁门大营危机，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留营办事。
八月十四日（9月28日），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接办防务。行前，曾国藩对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对他提出五戒：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还是设词为自己开脱的。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的友人。为了表示大公无私，曾国藩准备写折子参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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