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箫是如何有了进步思想的呢？这一点，曹龙笙特别清楚。
曹家从前在京城那也是数得着的富户；自从曹玉箫有了钱，又把哥哥曹木鱼和妹妹曹玉笛都接到了京城，又开始重启家业，买回了不少旧房子。
父亲曹洪钟早已经病死多年，再也没机会打曹玉箫了；老爷子虽然也得算是出身名门，却一天福也没享上。他自出生开始，受了一辈子苦，一直都在穷困潦倒的祸患中度过。但是，也没折，那个年代，谁都不好过。
平源的事情全交给了边瑶琴，他从不过问，把京城当成了自己的家。所以，他便有机会接触一些政要和变法志士，从而产生了一些新思想。
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时，他与哥哥妹妹都加入并支持，他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正是在这时候，他与谭嗣同和林旭结交。两个人年龄虽然相差10岁，却很谈得来，时间一长，成了莫逆之交。
光绪帝下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之后，宣布变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谭嗣同和林旭推荐给光绪帝。之后，曹玉箫因为祖上有旧爵，也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但曹玉箫毕竟文化尚浅，讨饭学徒时候耽误了上学，后来虽然恶补，毕竟差太多。
所以，曹玉箫是干着急没办法，想立功没本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人家忙活。众臣之中，谭嗣同名头最为响亮；林旭上书言事最多，不少变法上谕均出自他的手笔。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次“训政”，林旭与谭嗣同等皆被捕入狱，而曹玉箫却因为文化浅而幸免于难。9月28日，谭嗣同和林旭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
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他常常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了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就是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却赋予了佛学现代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谭嗣同生于中华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它所说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
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谭嗣同的这首诗流传千古：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谭嗣同临刑之前抒发的绝唱。意谓是我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义胆，像昆仑那样高耸，谭公生如昆仑，死如昆仑。“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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