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李鹤鸣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王慧也积极地参加“一大”的会务工作。
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私立博文女校，成为“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
这所学校并不大，只有百把个学生。这里之所以会成为“一大”代表的招待所，是因为李鹤鸣与王慧都和这所学校的校长熟悉。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由李鹤鸣与曹龙笙负责。
一天，李鹤鸣对王慧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港熟悉，请帮忙找一下吧。”
王慧是上港女界联谊会理事、青年团团员，在上港认识不少人。
她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早年毕业于京城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
1917年，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为校董事长，王慧曾经当过黄兴夫人的秘书。
黄绍兰和丈夫黄侃都是湘北人，她丈夫黄侃是京城大学文学系教授，黄绍兰的家就在博文女校，当时正值暑假，校舍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慧说“京城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
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王慧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接下来又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
在博文女校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所以王慧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李公馆。所以当商议会议地点时，曹龙笙提议：
“还是到李公馆开会吧。”
马上得到大家的支持。李公馆的主人是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回老家湘北了，李公馆内只剩下一个小女孩和一位40多岁厨师、一位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厨师和保姆都不识字，年幼的小女孩也啥都不懂。
这里不仅离博文女校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就这样会址就定在了李公馆——法租借望志路树德里106号，即兴业路76号。
1921年7月22日，最后一位代表来的上港的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实际上就是“预备会”或“开幕式”。
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了大会主席。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了会议，里间开会，王慧负责会间服务，坐在外面的凉台上。曹龙笙则在外面负责警戒。
7月23日晚八点，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李公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上港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起草纲领及安排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晚上8点，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一个中年男子不顾在楼下望风的曹龙笙的阻拦突然闯进来，借口找人。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两人，其他人迅速解散。
10分钟后，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这次搜查虽然没有查到什么，但看来这次会议已经引起了上港各方的注意，会议显然不能在上港继续召开了。
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鹤鸣的住处，商量另择会议地址，议了好几个方案都感不妥。王慧建议到离家乡不远的嘉兴南湖去，说：
“那里景色秀丽，又不引人注目，可以租一条画舫，代表们扮作游客，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她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嘉兴是王慧读书的地方，她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7月31日黎明，王慧带领代表们乘坐头班车到嘉兴，她把大家安顿在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王慧像个熟练的导游，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后，请鸳湖旅馆账房管账先生与曹龙笙去订画舫，租完游船，还让曹龙笙点了一桌酒席，以备代表们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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