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曹龙笙说。
“不久，杜衡离开部队跑到西安叛变了。刘志丹说：‘搞极端的人，会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一切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怎样对他有利他就怎么来。我们队伍中马列主义水平还低，识破不了这种人，使他还能猖狂于一时。’”
曹龙笙后来了解到，风雅颂所言非虚。1934年，党在南梁建立了革命政权，刘志丹主张投票选举。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有些同志说：
“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
刘志丹说：“原始社会尚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
老百姓拥护刘志丹的主张，说：
“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
他们积极参加选举，庄严地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因为司伯荣在照金做过政府副主席，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被选为南梁革命政府主席。那一年，他才21岁。
为适应革命需要，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校址设在荔园堡，后迁驻豹子川的张岔。刘志丹兼任校长，司伯荣兼任政委。一次，刘志丹正给学校学员讲话，看见司伯荣来了，马上喊了一声“立正”，向司伯荣敬了一个军礼，并欢迎司主席给大家讲话，弄得司不知所措。事后刘志丹对司伯荣说：
“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志丹带头维护司伯荣的威信，是对政府工作最大的支持。司伯荣深有体会地说：
“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
见到这种情况，刘志丹特别高兴，鼓励说：
“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革命政府成立不久，迎来了十月革命节。边区政府决定要举行庆祝活动，并举行阅兵式。有人提议，双喜临门，庆祝活动要搞得排场一些，修个阅兵台，再搭个彩门。刘志丹则说：
“能少花一点钱就少花些，阅兵台就不要修了，就用原来的戏楼，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
刘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称他“总指挥”、“军长”，而是称他为“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他“老刘”。司伯荣马上说到：
“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
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
司伯荣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
刘志丹说：“这不是太啰嗦了吗!”
所以，“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
刘志丹有一个家门比他长一辈的青年来参加红军，他比刘志丹还小几岁，刘志丹一见就说：
“三叔，你来参加红军，也给咱刘家增光了。”
司伯荣说：“你这样叫他，叫我们咋办？”
刘志丹说：“他一参军，就按战士对待。”
从这些小事中，司伯荣看出刘志丹办事很讲人情，所以司伯荣以后见了群众中长辈就称呼“干大”、“干妈”，年龄大些的就称“老哥”、“大姐”，小点的就称“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说：
“主席一叫人，让人心里热乎乎的。”
一年冬天，司伯荣衣服破了，补丁落补丁。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见了，就买布给他做了一件棉衣，缝好后用板压着，自己坐在上面往下压。司伯荣见了说：
“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费心。”
同桂荣笑着说：“你是个漂亮小伙子，衣服也要穿得漂亮些。”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1934年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躲进敌占区。司伯荣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寻找，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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