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坝上一片葱绿，白云蓝天，暖风和煦。一辆吉普车行驶在凹凸有致的沙石路上，摇来晃去，远远看着，像一块起伏跌宕的绿色橡皮泥。
车上的人也不安分，他们走走停停，到处拍照，还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他们服饰奇特，语言不通，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这些人并不遮掩躲藏，一副满不在乎、有恃无恐的作派，懂得人都知道，指点着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日本。”
1935年 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派遣4人，他们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垣，沿途偷偷绘制地图。
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塞县城北门时，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送该师军法处。
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
于是，4个日本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是为第二次“张塞事件”。
继第一次张塞事件之后，日军认为又抓住了借口，宣称4人在张塞受到“非法监禁”，被“青龙刀威胁”，“还不给食物和寝具”。11日，张垣特务机关长松井向中国二十九军副军长琼达嘉措提出三点“要求”：
第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第一三二师参谋长撤职；惩办第一三二师军法处长。
日方还宣称在第一次“张塞事件”时，宋哲元曾向日方允诺：日本人可以在察哈尔省自由旅行，不检查任何携带物。
对此，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琼达嘉措反驳说：察哈尔省政府与日本领事曾有协议，日本人出入察哈尔省，须由日本领事致函察哈尔省政府，准发护照，方可通行。
但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具有“排日思想”的二十九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吉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交土肥原贤二，让他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
一、二十九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四、上述事宜必须在两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国民政府得到报告后，于第二天立即公布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民政厅厅长琼达嘉措代理省主席，宋哲元于20日离开张垣，这让土肥原失去了“交涉”对象。
琼达嘉措是西川嘉绒藏人，是央金有名的富商，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和政府担任要职。
1935年6月23日晚间，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琼达嘉措在京城的住宅，和一直拒绝接见他的琼达嘉措会了面，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
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
“琼达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
琼达嘉措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
“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
此时，琼达嘉措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卧在沙发上。
琼达嘉措随即请示南京。6月26日夜，南京电示琼达嘉措以及军分会各委员：皆可酌情办理。结果对日军提出的要求，除“宋哲元谢罪”一项改为“向日军表示遗憾之意”外，琼达嘉措均予答应。
27日上午，琼达嘉措赴日使馆陆军武官室会晤土肥原，递交了书面答复。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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