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话题仍在继续，琼达说：“当时，顾顺章的家人都在秘密机关打杂，但感情和立场明显都站在顾顺章这边。我们告诉他们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有的当场就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考虑到安全问题，只好决定铲除。”
“当时，我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行动时，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同志们都不忍下手。”樊沐野说。
“伍豪同志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伍豪还是惨然不乐。从不抽烟的他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琼达说，“此后，伍豪同志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伍豪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造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我们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樊沐野说。
“其实顾顺章很有本事，他担任特科领导时，带领红队铲除叛徒特务，手段冷酷，行事周密，威震上港滩。他的才能得到了伍豪等领导们的认可。”琼达叹了口气说。
“是啊，往事不堪回首。在我的印象中，他中等身材，人长得很结实，眼睛也蛮大，鼻梁很高。他的眼睛似乎能说话，眼睛一眨，我们就明白他的意思。他的化妆手法非常高明，他一化妆，谁都认不出来。”曹龙笙回忆道。
“你们刺杀白鑫的事，在红队内部广为流传，大家都很佩服。”樊沐野说。
“不是给我开了追悼会了吗？”曹龙笙笑着问。
“这是真事儿，我们都以为伍豪同志的哥哥伍思源同志已经牺牲。”琼达也笑了。
“顾顺章叛变后，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对组织的破坏太大了！”樊沐野说。
“据敌人交待，徐恩曾说，顾顺章就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琼达说，“他还组织过特务训练班，并编写过有关特务工作的书籍。许恩曾说，他很遗憾，顾顺章并没有与他们合作到底。”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我们对顾发出了‘通缉令’。”樊沐野说。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曹龙笙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条通缉令的内容，他没来张垣嘚瑟，若敢来，我绝对不让他活着回去！”
曹龙笙知道，在历史上，组织上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其罕见。
其实，在顾顺章投敌后，曹龙笙就对他的经历展开了研究，他经常拿他当反面教材，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尤其是曹单弦。
事实上，叛变之后，由于顾顺章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
同时，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
顾顺章虽然担任过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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