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末，76号头子李士群向军统上港站发起决定性的攻击。首要目标便是军统上港站站长王天木。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租界的商业街南京路绑架了王天木，将他押到极司菲尔路76号，关了三个星期才释放，关押期间，王天木受到相当的礼遇。
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点在军统同僚的子弹下丧命。他侥幸逃脱，愤愤不已，怀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个军统人员给王天木看了所谓戴笠从重庆发来的下令处死王天木的电报，这更加深了王天木的疑心。他勃然大怒，大骂戴笠无仁无义，声称从此脱离军统。
其实，早在1938年3月，戴笠一察觉到李士群开始与自己作对，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弃义。同时，他对部下的举动严加监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惟恐部下临阵动摇，叛变倒戈。王天木安然无恙地从被重庆称为“阎王殿”的76号归来，这自然会影响到军统内部对他信任，人们对他的忠诚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正是他精心策划的这个局面。李士群阴谋引诱军统要员倒戈之时，戴笠也开始加紧严惩汉奸。两个特务帮派之间的争斗，在上港激化成一场全面的城市战。
单弦儿请示潘汉年，潘汉年对他说：
“我们正好坐山观虎斗。”
1939年秋，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港站。而军统方面也声称干掉了十多个傀儡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李士群的部下就将目标对准那些忠于蒋瑞元的社会名流和抗日积极分子。上港亲重庆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这些人被迫闭门关窗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击。与重庆有关联的银行还收到了邮包炸弹和手榴弹。
虽然军统特工在上港街头英勇抗战，打击了汉奸分子，但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点，却遭受了自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
军统上港站的叛徒，把该地区特工名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都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特务一起紧急搜捕了军统13个办公点和藏身处。
更有甚者，上港的军统叛徒陈明楚曾负责军统金陵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极为精确，涉及面也很广。1939年8月12日，军统安庆站站长蔡胜楚在金陵被捕，遭到严刑拷打。8月19日，军统金陵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金陵站副站长谭闻知答应与敌人配合。9月11日，军统在金陵的秘密电台落到敌人手中。
王天木在京城和津门也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津门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津门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岁的津门站负责人陈资一。曾、陈两人马上就被枪杀了。
王天木在上海的叛变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赵曾在办理军统局务时在上海与王有过合作。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1939年11月24日，军统在京城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被捕，随即遭到枪杀。
从京城地区办公处军统特务那里索取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国民党情报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纷纷落网，电台被毁。王天木和戴笠之间的猜疑导致了王天木的叛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引起的雪球效应几乎使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毁灭殆尽。
单弦儿和李倩都是与戴笠单线联系的特工，因此才躲过了大搜捕。
王天木是曾经的军统局上港区区长和华北区长，掌握着许多特工的情况，这一投敌，整个军统上港区的潜伏人员都将暴露，上港区军统的地下工作将陷于瘫痪，且有被毁灭的可能。况且还危及整个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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