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把马图林一家安顿在左岸自己那套宽敞的公寓里，于岁尾返回了里维埃拉。里维埃拉的这套房子在设计上适合他一人居住，无法再容纳一个四口之家，所以即便他想请那一家子来跟自己住在一起，也是办不到的。对此，他恐怕也并不觉得遗憾。他心里很清楚：凡是请客的，都愿意请一个独居的人，而不愿请由外甥女和外甥女婿相陪的人；至于他自己举办宴会（他在这方面是很费心机的），家里老有两个房客，也别指望能把宴会办得多么出色。
“他们还是住在巴黎要好得多，适应适应文明社会的生活。再说，那两个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找到一所学校离公寓不远。那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学校。”
出于这个缘故，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见到了伊莎贝尔。当时，有些事情需要办理，得在巴黎待上几个星期，我便在旺多姆广场近旁的一家旅馆租了两个房间。我是这家旅馆的常客，不仅仅是为了图方便，也是因为这儿弥漫着一种情调。这是一所高门大户、年代悠久的房宅，围成一圈，中心有个院落，作为旅馆接客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旅馆里的浴室远远称不上奢华，抽水马桶远远不能叫人满意；寝室里放着铁架子床，漆成白色，上面铺着老式的白床罩，还有一面大衣橱，上边镶着镜子，所有的一切都透出一股寒酸气；不过，客厅里的摆设却精致漂亮、古色古香。长沙发和扶手椅是拿破仑三世那个追求奢华时代的产物，不能说舒适，但外观华丽，挺好看的。坐在客厅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法国小说家描写的久远岁月里。看一看玻璃罩里的那架帝国式时钟，我联想到了一位美丽女子，头发梳成小发卷，穿一件荷叶边连衣裙，一面望着时钟的长针，一面等候着拉斯蒂涅克的来访—此君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冒险家，出身贫寒，终成显赫人物。巴尔扎克用几部小说的篇幅描写了他的人生经历。比安松医生也是巴尔扎克塑造的人物，那样栩栩如生，以至于巴尔扎克临死时还说：“只有比安松医生能救我的命了。”那位医生很可能来过这个客厅，为一个外省的贵族寡妇把过脉、看过舌苔—那寡妇来巴黎找律师打官司，偶染微恙，请医生看治。在那张写字台前，也许坐过一个穿撑裙的痴情女子，头发对中分开，正在给她的负心情人写一封情意绵绵的信；或者坐过一个愤怒的老者，穿一件绿颜色的双排扣常礼服，正在写信斥责他那挥霍无度的儿子。
抵达巴黎的第二天，我给伊莎贝尔打了个电话，说我五点钟去看望她，问她能不能请我喝杯茶。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她了。一个脸色凝重的管家把我领进客厅时，她正在看一本法国小说。见了我，她起身迎接，握住我的双手，绽出灿烂、迷人的微笑。我和她过去见面顶多不过十一二次，而且只有两次单独在一起，但她让我立刻觉得我们是老朋友，而非泛泛之交。十年的时光倏然流逝，缩短了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年男子之间的鸿沟，我不再觉得我们的年龄存在着十分大的差距了。她俨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子，语气委婉地对我说些入耳的话，待我如同龄人一般。没出五分钟，我们便坦坦****，无话不谈了，就好像我们是童年时的玩伴，经常见面，从没有间断过似的。此时的她处事泰然，落落大方，充满了自信。
然而，最叫我感到意外的是她容貌上的变化。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漂亮、活泼，一不小心就会发胖的女孩子。不知道是她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不屈不挠地采取措施进行减肥，还是因为生孩子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可喜效果，反正她现在有一个人人都渴望具备的苗条身段。她的一身装束更突出了这一点。她穿着一身黑色丝绸衣，既不十分朴素也不十分华丽，我一眼就看出是在巴黎的一家顶级服装店定做的，被她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地穿在身上，那股劲儿就好像她天生应该穿高档服装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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