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菜香喷喷的。但我和伊莎贝尔都注意到拉里吃得很少。伊莎贝尔也许觉得她只顾自己说话，拉里只有听的份儿，无机会插话，于是便问他在这十年未见的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拉里回答时语气坦率、真诚，但含糊其词，等于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情况。
“哦，瞎转悠呗！在德国待了一年，又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待了些时间。后来又去东方游**了一阵子。”
“你这是刚从哪里来的？”
“从印度。”
“你在印度有多久？”
“五年。”
“玩得痛快吗？”格雷问，“去打老虎了吗？”
“没有。”拉里笑了笑说。
“你在印度一待就是五年，都做些什么呢？”伊莎贝尔问。
“四处游玩。”拉里回答说，脸上露出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
“‘绳子魔术’是怎么回事？”格雷问，“你见他们表演过吗？”
“没有，没见过。”
“那你都见到过什么呢？”
“那就多了。”
此时，我向拉里提了一个问题：
“瑜伽修行者是不是真的具有人们所说的超自然的能力？”
“说不上来。我只能告诉你：在印度，人们都普遍这么认为。不过，智者并不看重这种能力，认为它会妨碍修真。记得一位智者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瑜伽师来到河边，苦于身上没钱，摆渡的船夫拒绝让他上船，于是瑜伽师踏水而去，如履平地，径直抵达对岸。讲到这里，智者鄙夷地耸了耸肩说：‘这样的雕虫小技不值钱，只顶得上乘渡船用的一个铜板。’”
“你觉得瑜伽师真的能踏水如履平地吗？”格雷问道。
“那位智者是这么说的，显然他相信那是真的。”
听拉里说话是一种享受，因为他声音纯美如天籁之音，圆润、轻快，而不低沉，抑扬顿挫恰到好处。饭后，大家回到客厅里喝咖啡。我没去过印度，急切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你跟作家和思想家有过接触吗？”我问。
“我发现你把作家和思想家分成了两个群体。”伊莎贝尔取笑我说。
“当然要跟他们接触了。”拉里回答道。
“你是怎么和他们交流的？用英语吗？”
“有意思的是，他们即便会说英语，也说得不大好，理解上就更差了。我学了印度斯坦语，后来去南方，又学了泰米尔语，反正足够交流用的了。”
“你现在懂多少种语言呀，拉里？”
“哦，说不准，也就是六七种吧！”
“我还想多了解一点瑜伽师的情况。”伊莎贝尔说，“你和他们有没有关系很熟的？”
“和几位终年苦修的瑜伽师倒是非常熟。”拉里笑了笑说，“我曾在一个苦修林住过两年。”
“两年？苦修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个嘛，你也可以把它叫作隐居地吧！有些圣人喜欢过独居生活，或在庙里，或在林中，或在喜马拉雅山山麓。还有一些圣人广招门徒。一些乐善好施的人为了积累功德，常常为自己崇拜的瑜伽圣人建造房屋，有大的也有小的，门徒们也随着自己的恩师一块居住，住在晾台上、厨房里（如果有厨房的话），或者栖身于树下。我在这样的苦修林中有一个斗室，刚能放得下我的行军床、桌椅和书架。”
“这地方在哪儿？”我问。
“在特拉凡哥尔。那儿风景如画，青山翠谷，细水蜿蜒流淌。山中有老虎、豹子、大象和野牛，而苦修林位于环礁湖畔，周围椰子树和槟榔树郁郁葱葱。它距离最邻近的城镇也有三四英里远，但人们从镇上或更远的地方纷至沓来，有的步行，有的坐牛车，来听瑜伽圣人宣讲（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或者仅仅坐在圣人的脚下，享受圣人所带来的那一份静谧和吉祥—那份静谧和吉祥犹如花香弥漫在空气中。”
格雷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谈话转了弯，让他感到不耐烦了。
“来杯酒吗？”他问我。
“不喝。谢谢。”
“哦，我可要喝一杯了。你喝不喝，伊莎贝尔？”
他把巨大、沉重的身躯从椅子上抬起来，向吧台走去，那儿放着威士忌、毕雷矿泉水以及玻璃杯。
“那地方还有别的白人吗？”
“没有了。只有我一个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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