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继续说。
在这种姿势下，她的声音反而更清楚了。
“五月二十号——”
五月二十号。
工地板房的那一天。
“六职校工地——”
“——你『顺路』经过的那间板房——嗯♥——”
“——那个白皙的背影——那枚G大校徽——”
“——就是馨乐——”
“——被七八个民工轮着干——”
“——啊——”
“——那是黎安德安排的——”
那个下午。
我跟着黎安德在工地上“视察”。那间虚掩着铁皮门的板房。
那昏暗的灯光下一群光膀子的民工。
中间那个趴在折叠床上的女人——那条白得刺眼的背部——那对被挤在床面和她自己的身体之间、从两侧溢出来的乳肉——那枚红底金字、别在皱成一团的浅蓝色T恤上的G大校徽——我当时就认出来了。
不是“怀疑”。不是“看起来像”。
我当时就认出来了。
只是我的大脑用一百种理由——“也许不是她”，“也许只是相似”，“也许校徽是巧合”，“也许G大还有别的女生”——把那个认知的闸门死死按住，不让它打开。
因为一旦打开，我就会掉进去。
现在那扇闸门被刘佩依踢开了。
洪水倾泻而下。
“今天的毕业典礼——”
刘佩依的声音断成一截一截。
“嗯啊——她穿着学位服上台发言——里面什么都没穿——”
——什么？
“锁着贞操带——贴着跳蛋——”
“黎安德在外面用遥控器——”
今天早上。
九点二十分左右。
她站在讲台上。镜片后面的眼睛。
那苍白的脸色——我远远地坐在体育馆后排，隔着几千个毕业生的人群和黑压压的学位帽——我没能看清她的脸。
但我记得她的发言稿里有几次停顿，有一次她伸手去拿矿泉水，手抖。
那些细节在我当时的解读里是“紧张”。
“紧张”。
一个即将上台做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的女研究生。
“紧张”是世界上最合理、最普通、最自然的解释。
而真相是——
“典礼一结束——”
刘佩依在一次剧烈的冲撞中几乎是喊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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