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活动理论的概述。由此我们将其关于活动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复杂概念的核心主题——视为多样性的统一。[19]由此，我们可以运用这一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诸如此类的区分：手段与目的，潜能与现实，行为与现实或者潜能与行为等。它们之间的区分实际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仅仅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区分。就这一方面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我们发现了那些使得多样性的形式成为可能的深层共同体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活动”很少被研究，但这一概念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理论立场中通过各种方式来展开这一概念：在物理学的运动中，在生物发展的观念中，在关于存在的永恒形式的目的论中，以及在存在于自身的本体论讨论中都有涉及。[20]两个特别的建议值得在此提出：其一，活动是亚里士多德为了回应在《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提出的，即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什么是存在（其所指的是［tiheneinai］），[21]在这种阐释中，存在将被解释为活动[22]；其二，亚里士多德提出活动的概念是为了“治愈”或者“克服”柏拉图思想中现实与表象的二元论倾向。[23]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特别是其关于形式与质料的构成理论，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那么后一个建议似乎更具有合理性：质料被阐释为潜能，而形式则是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活动的概念能够使其超越他所反对的柏拉图思想中的二元论。
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同时也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海德格尔指出：用拉丁文“actualitas”来翻译希腊词“energeia”，希腊传统中关于生成性（becoming）的思想在之后的思想传承中丧失殆尽。[24]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原初希腊哲学中的冲动在之后的哲学中也消失了。[25]相反，亚里士多德的活动观念，即多样性的统一却在当代哲学传统中重现出来，在此我们将举出三个主要例证。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亚里士多德的活动作为上帝的统一体被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造物者（naturanaturans）与被创造物（naturanaturata）的统一体。[26]在19世纪的德国传统中，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成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例如，康德规定了知识条件，即现象必须要依照头脑中的范畴来规定。进一步，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努力，即在绝对知识的层面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差异被克服了。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似乎在当代哲学中被广泛地呈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中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哲学主题，即人的本质。亚里士多德用活动的概念来理解主体性。与人相关，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多种活动，这是他一贯采用的分析方法，他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分别的论述，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合。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一套人的活动的目的论理论。活动（energeia）的目的是幸福（eudaimonia），幸福的前提是独立，或者自主与安康（autarkeia）。“幸福”被特别界定为“一个活动”。[27]
亚里士多德伦理活动的目的论理论与柏拉图自身的观念紧密相关。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在其自身最擅长的领域当中活动的存在。[28]但他修订了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尽管德性需要活动，但一个人是有德性的，并不因为他的一个行为，而因为就其一生而言的一个判定。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一只燕子并不能带来春天，也不能带来夏天。”[29]但富有理智的判断与道德的实践，德性的这两个基本形式，却是个体为了获得完全的德性终其一生都要努力实践的。因为德性的这两种形式都需要理智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其理论的限度之内将人描述为一个理性的存在物（ZoonLogickon）。
这一描述在随后的哲学历史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正地说，随后大多数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回应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提问，其中包括笛卡尔、帕斯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他们都将人最终理解为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但所有这些人都太过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人的理性总是与另一个基本的特质相关联，即人是一个政治的存在物（ZoonPolitikon）。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将重心从人的理性转向了政治层面，或者转向了一个在社会语境当中的活动。实践（Praxis）与纯粹的理论（Theoria）对立着，它是仅以自身为目的的无利害关系的活动。基于希腊城邦国家的特定形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实践。在一个较为狭窄的意义上说，在城邦当中，实践是主人头脑中的自由活动，他与奴隶、女人和小孩相对立。但亚里士多德也很谨慎地强调了政治的活动，或者做（doing），这些活动以另外一些活动形式为基础，如创制（poiesis），或者生产意义上的制作，同时还包括技术（Techné），它将带来操作性的技术知识。例如，一个医生治愈病人等。最初纯粹的沉思，这种人的活动的最高形式，以及整个希腊城邦自身的存在都依赖于其他活动形式，即那些用以回应人的自然的、生理性需要的活动。
如果我们在伦理和政治的文本中来反思人，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的活动。亚里士多德似乎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应该通过他所能够担当的——用当下的术语来说——理性的社会活动来被理解。但这种活动较之次级物种完成的做（doing）和制作（making）要更为广泛。但是，如果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事物是其所是，在于其存在的形式转变成了其活动的形式”，那么人的理论将会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存在理论的个案。[30]同理，人的活动也仅仅是一个较为广泛的物种的一般活动中的一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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