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
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构，所以在它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的实现全民统治的要求不过是一种欺骗。“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69]因此，财产秩序被视为判定统治性质这一问题的唯一标准，与之相对的政治秩序（君主制、议会制共和国、法西斯专政）则只有次要的意义。所以，一切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自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只要“统治阶级”还略有余力，它就会给被压迫阶级提供民主的“虚假自由”，但是一旦出现危急时刻，它就会扔下这副“面具”，公然实行专制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再尽其所能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政治自由完全虚幻的特征。罗格·加罗蒂（RogerGaraudy）在其博士论文中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称为热带丛林法则——自由鸡棚中的自由狐狸”[70]。因此，自由仅仅有益于经济的强盛，对经济上的依附者而言，自由只是“在形式上”保留着。这一表述与斯大林的论点完全契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71]
选举调查、选举法和资本家对“背信弃义的工人政党”的贿赂被援引为斯大林这一论断——时至今日，它依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信条——的例证。拥有影响大众一切手段的资产阶级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操控所有的公共意见，并且把“工人阶级的”言论、集会等自由“变成空洞的声响”[72]。在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中，加罗蒂总是考察最可疑、最负面的内容，以便把它们拼合成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美国黑人选举权在现实中的局限性，法国的选举法和报纸垄断，以及每个国家都存在的警察压迫），而对于这些国家也有的民主的反向运动与机构组织（它们能够纠正这些内容），他却只字未提。在冗长地“证明”了议会选举的不“自由”、工人根本不可能在选举之前获得足够信息之后，议会本身的价值最终也受到了置疑：“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73]“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74]
顺便提一下，在青年恩格斯那里也可以找到同样的贬低议会制的观点。在为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撰写的热情洋溢的书评中，他对卡莱尔高尚的反议会制观点大为欢迎。在那里，他引用了卡莱尔的如下表述（正如恩格斯认为的，这些表述“使得我们不能抱太多期望”）：“有一种想法，一个人的自由就在于：在选举的时候他投上一票并且说，你们看，在我们的国民清谈馆中我现在也是两万分之一清谈家了……这种想法是世界上最可笑的。”[75]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把拥有几个政党的议会视为典型资产阶级性质的，因而受到时代制约的机构。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来说，议会将是多余无益的，并且必定会被其他更为“根本的民主主义”形式所取代。众所周知，民主的极右翼敌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把议会贬斥为“闲聊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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