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议会民主制的鄙视例如造成了这样的后果：1933年前的德国共产党人不是把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其主要敌人，他们甚至把这种认识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把二者称为“孪生兄弟”。这样的评论在1956年还出现在东德的一份出版物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个帮凶……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客观温和方面……这两个组织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它们不是对立两极，而是孪生兄弟。”[77]这种观点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两个政党与议会民主制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只是以下面这一事实作为判定标准，即二者都拒斥德国共产党，但却声称代表“工人利益”。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吸取了1933年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与民主共和国相比，法西斯主义向无产阶级提供的阶级斗争的机会更少，因此，工人阶级决不能对国家形式漠不关心。”[78]当然，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如此的虚幻不实——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述所断言的——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尊重民主视为手段了。无疑，人们可以把这一新近获得的认识视为对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即便对工人阶级而言也至少具有现实性的有限自由的间接承认。
因此在今天，共产党人经常担任资产阶级民主的辩护者以抵御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当然，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种手段，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借此而取得胜利，那么这种手段本身也就不再需要了。1956年以后，“传统”的列宁主义民主观特别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权利的轻视越来越遭到共产党的批判，尤其是在那些其领导人经历过法西斯主义专政的共产党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人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观，它强调共产党同高效民主以及人权“难分难解”的联系。在意大利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1979年）上所做的发言中，恩里科·贝林格概述了欧洲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所做的纠正的几个基本特征。他虽然承认苏联在教育和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定，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中，由于一系列客观以及主观的原因，由于某些决策失误，由于领导方式的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呈现出了全貌，其中不乏矛盾与危机因素”[79]。首先，人们决不能把苏联社会视为“民主与自由的最高表现”。不过在西欧，只有一种社会适合社会主义，即“以自由、民主和多元论”为基础的社会。[80]与意大利一样，在西班牙、日本和法国的共产党人中也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为了社会主义及其建设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在充分扩大民主、扩大一切自由的情况下展开。这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决定。”[81]放弃具有约束力的世界观，也属于这种治疗式纠正。“共产党必须更加明确地强调，它作为这样一种政党既不贩卖信仰，也不宣传无神论。”[82]意大利人尤其批判教会国家，因此，他们期待“政教分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班牙人圣地亚哥·卡里罗（SantiagoCarillo）指出了欧洲共产主义发生转折的经验背景：“经历过法西斯主义痛苦经历以及在其他背景下见识到斯大林的蜕化变质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概念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它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而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83]他在纲领方面要求：“如果社会主义想传播开来，进而变成世界经济体系……那它就必须借助有悖正统的观点来重新利用民主与自由主义的价值，重新利用为人权包括尊重少数人而进行辩护的价值。”[84]“在极为民主的秩序中唯一必须彻底排除的就是作为政治活动手段的恐怖主义和肢体暴力，以及对个人和群体的诽谤与污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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