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对是否参与有关“增长界限”问题的讨论犹豫不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存在仍然一再地遭到否定，并且作为西方悲观主义者的“煽动性宣传”而遭到蔑视。在过去10年里，甚至连苏联科学家也暗示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巨大威胁。1983年，一个委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份令人吃惊的有关工业排放导致环境破坏的总结报告。从理论上讲，在以全社会利益为着眼点的计划经济中，环境破坏是根本不允许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毁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企业有可能把“社会成本转嫁”给社会（国家、纳税人）。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在与弗雷德·泰勒（FredTaylor）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8年）中写道：“皮古指出，在由企业所承担的私人成本与生产的社会成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企业主的成本账目中，只记载着他必须支付的款项，而像失业者在被解雇之后所领取的津贴、生产过程中的事故（以及环境污染）等款项却没有记载。”[108]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这种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为作为生产“主体”的整个社会也必须考虑全部成本。然而，与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这些期待相反，结果表明，工业企业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是遏制环境毁灭、减轻环境重负的保证。尽管列宁很早以前就推动了环境保护法的制定，但苏联企业还是证明了自己是最“卓有成效”的毁灭环境者。这一发展背后的原因是国家的计划体制和奖励体制所推动的实现生产增长的巨大压力，与这种压力相比，污染环境的罚金是微不足道的。列宁早已提出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全社会对企业管理进行通盘考虑的既有能力。[109]
（4）国家对“自由意识”的教育
苏维埃国家的第二个主要职能在于“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列宁认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己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么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110]。
就像之前党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性意志一样，现在，国家也具有了培养全社会的“理性意志”的使命，也就是说，要使全社会与党的领导一致，与政府一致。教育的目的是确立自由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每个公民的个人意志与政府意志的完全一致而实现。因此我们再次达到了黑格尔，不过，这次达到的是被视为反动派的黑格尔。自由不是表现为改造不自由的社会境况的产物，而是表现为意识适应既有权力状况的结果。[111]正如物质在缺乏辩证思想的唯物主义中享有特权一样，在没有被辩证地理解的社会中，“现存政权”亦是如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家库特·哈格在自由大会（1956年）上指出，要想使东德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就必须激发他们所缺失的意识。他认为：“我们实际上已经（在东德——作者注）创造出了自由的基础、自由生活的物质条件，但自由意识、自由觉悟还完全没有在我们的劳动大众中得到充分发展。”[112]
由此，哈格反驳了恩斯特·布洛赫的这一观点，“正是为了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人们四分之一的自由暂时被省去了，而这些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时代还有迹可循……”[113]
尽管沉浸在对未来共产主义自由预先进行的热情洋溢的阐述中，恩斯特·布洛赫也能够承认现有的不自由状况，党的干部（他们认为这涉及统治的维护）必须把现存的不自由粉饰为自由，以便使东德成为“德国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
但是，在宣传、鼓动和教育的联合努力之下，如果哪里仍没有确立社会主义意识，那么哪里就会不惜动用肉体强制的手段。这一由斯大林造成的恶果决不会随着他本人所遭受的批判而被彻底放弃，正如萨哈罗夫事件所表明的。“领导是以说服群众的方法……为保证的。可是，这并不排斥而是预计到要实行强制，只要这种强制有工人阶级多数……信任……做基础，只要这种强制是……对少数使用的。”[114]
由于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少数派观点只能必然是危险性的谬误或欺骗性的背叛，因此，在技术至上的权力思想看来，一切致力于保护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的措施对社会生活的顺利运转来说都是多余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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