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俄国革命的特殊情形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政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出发，却最终形成了对农民、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着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全部领域的政治领袖与其说是从现有的萌芽中“发展”出了阶级意识，毋宁说是借助于精神与物质的强制而操纵着意识形态。但是，就一个很小的领导集团（最终几乎是由几个人构成）的意识实际上塑造了苏联的现实而言，就需要在意识形态中教授一种唯物主义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必须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辩护词。在已然建立的苏联世界中，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为党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变成了维护无情的思想“律令”的工具。在抛弃斯大林之后，是否会随之抛弃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完成的世界观的教条化，我们仍要拭目以待。
前面的研究应当表明，与马克思的探讨方式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如何把自己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实现哲学诉求的对哲学的扬弃，被实证主义地消解哲学以及赋予广泛的自然（科学）体系以辩证统一性这样的任务所取代。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相应的（自我）认识，被进化论（达尔文—马克思）的把自然与历史等量齐观的辩证解释所取代。社会历史实体在现实的历史主客体——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的“达到自身”，被在糟糕的无限进程中日益深化的、关于和主体相对峙的自然与历史的“客观的、物质的现实”的意识——素朴的实在的认识论——所取代。被马克思视为历史生活节奏的辩证法被败坏为方法工具，因而与其本质相异化，因为这种方法“与其对象和内容毫无区别；——……辩证法是内容本身所固有的，它推动着内容向前发展”（黑格尔语）。马克思所关注的解放行为最终作为“软弱无力的理想”被心照不宣地投向遥不可及的远方。结果是，人类历史之路就像自然科学之路一样，表现为一个无限的过程。
歪曲马克思的探讨方式的个中缘由，并不能在这种阐释的代表人物的不充分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政治的、心理的必然性中寻找。在马克思认识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前（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那里，无产阶级及其世界历史使命几乎是被“演绎”出来的），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于其系统的基本特征中。西方的群众性政党组织和俄国革命先锋队的现实任务赋予马克思的理论以一定的功能。如果人们认为，一个理论的现实功能对其内容毫无影响，那么这恰恰与马克思的见解相矛盾。
马克思对有自我意识地行动的、进而变革现实与自身的自由无产阶级的构想，一再被多多少少处于政治行动之外的知识分子当作接纳马克思的重点。1923年，当欧洲的革命变革时期刚好接近尾声时，格奥尔格·卢卡奇与卡尔·科尔施重申了这一点；而在抵抗运动的革命经历之后，莫里斯·梅洛-庞蒂与其他一些人一起，也进行了同样的尝试。但是，卢卡奇后来对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做了自我批评[64]，其他思想家则置身于党的政治斗争之外。革命人道主义仍然是局限在小知识分子集团内的插曲。为反对正统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的诉求进行辩护，是毫无前途的，因为他的幻想显然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尽管他的革命能动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如此的强烈，但是面对政治现实，他根本无力承受。人道主义诉求在朝向全面的现实化的道路中被遗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代表人物只是执行了历史的判决。西欧知识分子对“真正的”马克思革命的渴望是一种幻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僵化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命运的反讽”——或者是“理性的狡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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