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错了吗》（第二章）是笔者对安东尼·吉登斯观点的回应。吉登斯把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混同为经济概念、把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混同为经济决定论，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决定论和唯物史观进行了全方位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存在着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不一致和矛盾，总体而言，就是进化论观念与非进化论观念之间的矛盾。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来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在后两个文本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动力。而在前一个文本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形式》）中，马克思则强调社会其他因素或方面的重要性。这些因素或方面包括“人口迁徙”、“战争”、人的“身份”以及所谓的“生态因素”。通过对现实社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并结合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吉登斯认为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变迁而言，经济因素和生产力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兴起同样重要。并且，所谓生产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生产力和经济既有发展的时候，也有不发展甚至是停滞的时候。这样，他就不仅否证了G.A.科恩的首要性命题，而且否证了其发展命题。
对此，笔者指出：（1）吉登斯的“经济”概念不同于马克思的“经济”概念。他所谓的“经济”即“经济制度”，指的是以“配置性资源”（人类支配物质世界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制度类型。与此相应，所谓的“政治”即“政治制度”，指的则是以“权威性资源”（人类支配社会世界自身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制度类型。且不说“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划分是否科学，单是对“经济”的理解，吉登斯就与马克思相去甚远。相较之下，吉登斯对“经济”和“经济制度”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2）坚持生产力和经济的决定性或首要性，把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基础和根本，政治和文化必须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合或适应，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既贯彻在《形态》和《序言》中，也贯彻在《形式》中，并不存在吉登斯所说的不一致和矛盾。同样，强调其他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如人口增长、科学发展和政治暴力等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既贯彻在《形式》中，也贯彻在《形态》和《序言》中，并不存在吉登斯所说的不一致和矛盾。马克思既没有用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去排斥和否定政治和文化等其他“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也没有用这些“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排斥和否定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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