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吉登斯用各种“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排斥、否定经济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和首要性，从而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性质不同的问题。因为，生产力和经济的决定性和首要性，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总的趋势”，而这种客观趋势的形成恰恰离不开科学发展、人口增长、政治暴力等社会因素的合力作用。如果说前一方面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规律，那么，后一方面则构成这种本质和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换言之，存在于“历史本质”层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单向度决定关系，是通过“历史现象”层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种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之间随机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实现并表现出来的。这是同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不同过程。因此，在“现象具体”层面确认人口、科学和暴力等社会因素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推翻了存在于“本质抽象”层面的经济和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反之亦然。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决不能混为一谈。
（4）吉登斯用“生产力具体”的不发展和停滞排斥、否定“生产力一般”的总的发展趋势，同样是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性质不同的问题。因为，在“历史本质”层面，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具有“必须如此”“不能不这样”的特点；而在“历史现象”层面，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因素处于随机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和经济的演化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呈现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特点。在此意义上，作为“本质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总的趋势”和“平均数”。而在“现象具体”层面，生产力则既有高于平均数的时候，也有低于平均数的时候；既有“发展”的时候，也有“不发展”和“停滞”的时候，从而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局部特征和个别态势。因此，决不能割裂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同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不同过程。
4.近年来，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持续升温，颇有引领当代学术潮流之势。从问题聚焦来看，主要纠缠于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二是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从文献资源来看，主要立足于两个文本，一是《哥达纲领批判》，二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从学科视角来看，主要集中在哲学研究的两个领域中，一是政治哲学领域，二是道德哲学领域；从方法论基础来看，主要依托于两大理论体系，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在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中，正义观念、正义标准和正义诉求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其基础和根本存在于经济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从而受到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和制约。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一些人从一开始就站在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对立面，公开抵制和反对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结果最终都毫无例外地走向了抽象人性论和同样抽象的正义论。这就表明，在公平正义问题的讨论中，始终交织着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的碰撞和交锋。通过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分析和阐释，既可以在微观层面透视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决定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可以在宏观层面彰显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在《权利的边界与正义的基础》（第六章）中，笔者通过《哥达纲领批判》与《资本论》之间的互文性解读，分析、阐释了马克思的权利—正义观，说明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首要性和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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