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菜馆落足北京是在清末，但数量不多。进入民国，到了1914年，北京较出名的西菜馆才有4家。以后则有所发展，到1920年发展到12家。这些西菜馆，被北京人称为番菜馆和大菜馆，“有为外国人设者及为中国人设者二种。中国人设者多在前门西一带，趋时者每在此宴客，其价每人每食一元，点菜每件自一角五六分至二三角不等”[1]。据当时的报纸记载，“醉琼林”、“裕珍园”、“得利”等著名的西菜馆经常是高朋满座，无论是套菜还是点菜都供不应求。很多菜馆还增加了其他服务项目，如包伙、送菜上门、提前预订等。西菜的日益盛行，对于中菜形成了冲击，以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一些中菜馆的厨师也开始承认西菜确有其长处，注意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了。他们大胆使用传统中国菜拒绝使用的西红柿、土豆、生菜、洋葱、莲花白等西式蔬菜，对于西菜调味品如味精、咖喱、番茄酱等也一概接纳，并参照改进后的西菜烹调技术，创出了一些深受食客欢迎的新品种。这些人中的代表人物首推西来顺饭庄的创办人褚祥。
在武汉，西菜馆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据《汉口小志》记载，1913年汉口大旅社所设的“瑞海西餐厅”为武汉首家西菜馆。此后，海天春、第一春、美的卡尔登、大中美等西菜馆陆续开业。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西菜业已形成很大规模，且生意兴隆，而中菜却有些不太景气了。当时武汉有大中型西菜馆26家，小型西菜馆更多。这种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一在于涌入此地的洋人与日俱增，二在于该市各种转口贸易日益繁荣，洋商买办较多，以致形成了吃西餐的风气。
除上述城市外，天津、重庆、沈阳等地也有不少西菜馆。如重庆，“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
民国时西菜在大城市中的普及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人们的“崇洋”和“尝鲜”心理是其主因。有的人确实适应并习惯了吃西菜，而更多的人则是始终不能适应，在心里并不真正认为西菜好吃。20世纪20年代初期，《晨报》在北京做了一次民意测验。在被试者中，回答爱吃中菜的人有1906人，占总人数的77％；回答爱吃西菜或兼食中、西菜的加起来才有570人，只占总人数的23％[2]。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并不那么容易改变，一些人吃不惯西菜却仍呼朋唤友去西菜馆，主要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或为了赶时髦。
西式糖、烟、酒也是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进入民国以后，它们迅速普及，其速度及程度要比西菜快且广，有些品种在某些地区甚至逐渐取代了中国固有的东西。
当时，“旧者衰，新者起。新旧代兴，因之日推而日广”。西式糕点、糖果、纸烟、啤酒、葡萄酒、果汁果露、咖啡汽水大量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并占有越来越多的领地。首先是大中城市，至于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吃饼干蛋糕、喝洋酒咖啡汽水虽不普及，但西式纸烟却较流行。
具体而言，就糖果糕点来讲，当时虽是中式西式并存，两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因西式糖果糕点口味更佳而日益占据上风。糖果两者相同之处寥寥而相异之处甚多，中式糖果有茧糖、芝麻糖、牛皮糖、葱糖等，西式糖果则主要有纽结糖、太妃糖、方登糖、水果糖、巧克力糖。中式糖果与西式糖果的制做原料、制做工艺、制作方法、口感味道都大不一样，西式糖果以其味道更佳而压倒了中式糖果。到了民国中后期，中式糖果在市场上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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