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简化、改良了中国传统的宴客习惯。中国传统筵席过于讲求排场,往往造成很大浪费,而且筵席礼节过多,使人多感不便。西方饮食文化传入中国后,人们渐受其影响,由于深感其便,一些人就开始模仿学习。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宴客习惯已有了很大改变,注意了合理上菜、配菜。一般的家庭宴席,菜肴、点心、水果合起来也不超过十五六种,既让客人吃得好,又较为快捷、省事、不浪费。
最后,西菜的传入,还使国人认识到饮食不仅应讲究味道,更应重视营养,认识到了科学饮食的重要性,从而兴起了研究食品科学的风气。新的研究成果被转换成商品投入市场,促进了中国饮食工业的发展。
三、都市新居
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居室是中西、土洋兼而有之。但在大中城市,西式房屋已与中式民居分庭抗礼,而且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西式房屋也越建越多。而洋人的推波助澜,更使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此种新式民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里弄建筑、花园洋房、高层公寓。
新式里弄建筑是在改造了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住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后者由“合院”变为“联立”式。最初的新式里弄出现于上海,多为三间两厢二层联立式。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向多层次、大纵深扩展,并增加了卫生设备,围墙的高度也逐渐降低或者拆掉,式样也多采英式、西班牙式,已经非常接近外国联立式住宅了。当时,北平、天津、南京等一些大城市,也有不少新式里弄住宅,而且同上海一样,里弄内有总弄、支弄,总弄通大街。
花园洋房在民国时期开始在中国的城市、名山大川、避暑圣地大量修建。这些洋房多采国外建筑形式,英式、法式、德式、西班牙式、混合式应有尽有。当时,住花园洋房、西式别墅成了身份高贵的象征,以至于修建之风日盛一日,不再只局限于大中城市,连遵义这样的小城市也有了花园洋房。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一个军阀的花园洋房里召开的。在贵州,甚至连桐梓这样的小城,洋楼也已不稀罕。杨成武将军回忆说:“桐梓城小洋楼特别多,一幢幢,一座座,相当讲究,据说贵州省的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发了财都在这里建一幢别墅,一则炫耀自己的富有,二则金屋藏娇,待我们红军进城时,这些达官贵人早逃之夭夭了。”[6]
高层公寓至20世纪30年代才在中国大规模出现,且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其原因除此时中国人已掌握高层建筑的建造技术外,还在于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与西方联系甚广的中国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商品滞销,金融委靡不振,商人们颇感生意难做,只有投资房地产才较为可靠。而此时大城市的人口又越来越多,住房已相当紧张,正是盖高层公寓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层公寓开始大规模出现了。当时有名的高层公寓有北平王府井的迎贤公寓,上海沪西的炮台公寓、高纳公寓、毕卡第公寓、达华公寓等。
高层公寓内设套房,用于出售或出租。套房小者有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另备厨房、浴室、储藏室。大者还另设餐厅、书房、仆人室。无论大小套房,其内部都有家具、石壁炉台、壁橱、电灶、冰箱等设备。这样高级的住所,其收费自然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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