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林耀华认为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见之于他1899年写《东籍月旦》，见《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12] 《蔡元培选集》，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 秋浦：《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民族学在中国》，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4] 关于民国民族学学派的划分及其代表人物的分派情况，李绍明《民族学》一书中的第二节“民族学发展史略”。参见李绍明：《民族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15]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歌谣周刊》，第33、第34合期，1923。他在附记中称，此文系10年前旧作。
[16] 此分期说系采用中国民俗学史专家王文宝的说法，见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此外，重要的分期说还有杨成志先生的三阶段说（即把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及以后几年突出为一个时期，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堃先生则分得更细，为五阶段（见其《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一文）。
[17]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59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8] 罗香林：《关于〈民俗〉的平常话》，中山大学《民俗周刊》，1929年第81期。
[19] 杨成志：《我国民俗学运动概况》，《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20] 杨成志：《民俗学三大学派的异同解释》，《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
[21] 我国古代，“教”与“育”二字往往分开使用，《说文》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但也有连用的，如《孟子·尽心上》就有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教育”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常用词组，是清末开始的。“教育学”一词亦然。
[22] 黄济：《教育哲学》，2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23] 其创办人为中国民生教育学会的骨干邰爽秋。
[24] 此两文不久之后即被编入当时很有影响的《迷信与心理》一书。
[25] 李树珍：《建国前汉字心理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年第5期。
[26]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2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 徐庆誉：《美的哲学》，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28。
[28] 卢善庆：《近代中西美学比较》，6～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29] 聂振斌：《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2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0] 邓牛顿：《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16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1] 陈伟：《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3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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