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桐城古文的复兴和消亡，一股新兴势力在散文界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早在晚清初期，以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启蒙主义者就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表达时代内容的新的文体形式，他们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是近代文体革命的曙光。
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前夜，严峻的社会现实培养了他的进步思想。他深刻认识到空谈义理的文章于时世无补，极力提倡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发起的经世致用之文，坚决反对烦琐的虚谈，主张文章必须联系实际、切合实用，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以他为起点，形成了晚清初期文坛上颇具影响的经世文派。龚自珍针对晚清社会现实而写的政论文最能反映他“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如《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平均篇》等都是其代表作品。这些散文打破了桐城文法的陈规陋习，随笔直书，笔力遒劲，犀利精辟，言之有物，深刻揭露了封建衰世的社会现实，渗透着作者特有的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为近代散文的革新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魏源是经世文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散文在当时也很有名气。特别是他的政论文，借古喻今，犀利深刻，切中时弊，集中体现了他作为注重时务的政治家的经世文风。他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明确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古者，必验于今矣。”强调文章必须切合实用。其散文名篇如《默觚》《筹海篇》等，大多以时务政事为题材，剖析有关事务的原委利弊，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经世文派发展到咸同年间，又出现了冯桂芬、王韬等代表人物。冯桂芬（1809—1874）在散文创作上继承了龚、魏“经世致用”的传统，主张文章要干预时政，反映社会现实。他特别反对桐城派的“义法”，表现出要求散文创作走向解放的意向。他在《复庄卫生书》一文中，针对桐城派专尊程朱的“道统”，提出“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一不可著之于文”；又针对桐城派拘泥唐宋定法的“文统”，提出写文章应“称心而言，不必有文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桐城派文学主张的基石。他的政论文不仅眼光敏锐，表现出作者思想的深刻和认识上的卓见，而且文笔畅达，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王韬（1828—1897）是近代著名的政论文作家，他在其主编的《循环日报》上大力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种新的报章政论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深受先秦纵横家的影响，不仅笔锋犀利，纵横捭阖，而且直抒胸臆，气势雄浑，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有《弢园文录外编》12卷。这些散文有意不遵桐城“义法”，只求辞达，写得明白晓畅，在古文通俗化方面跨出了一大步，成为梁启超“新文体”的先驱。
经世文派尽管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提出更加明确的文体革命目标，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肩上。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新思想，扩大其社会影响，开始在旧的流派之外另辟蹊径，去寻找一种更加通俗、更易于普及的新文体，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体革命运动。走在这次运动前列的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而真正使新文体得以形成的则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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