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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通史(套装共十册)_郑师渠(第一节 从桐城“义法”到“文体革命”) 第(6/6)页

可见,新文体在内容上敢于突破传统的樊篱,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信笔所至,毫无禁忌;语言上通俗流畅,洒脱无拘,大胆使用俚语、韵语和外国新名词,使读者耳目一新;结构上逻辑严密,条理清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风格上笔锋锐利,感情充沛,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与肃敛晦奥的桐城派古文相比,这种文体确实具备了许多新的特征。

梁启超的散文创作全面反映了上述特点。他的散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侧面,而且选题“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野心的揭露;(2)对封建社会腐朽制度及思想文化的批判;(3)对维新变法及新民说的宣传。这些内容正是当时中国人所最关切的问题,因而每一文出,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其重要散文如《少年中国说》《变法通议》《呵旁观者文》《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新民说》等,都能体现他的政治主张。这些文章直抒胸臆,大声疾呼,感情饱满,议论纵横,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桐城文的无病呻吟、空洞无物形成了鲜明对照。

梁启超的散文语言形式灵活多样,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都能运用自如。他特别主张散文语言的平易畅达,致力于一种让妇孺庶民均能读懂的新语体。在行文当中,根据表达的需要,时骈时散,且杂以俚语、韵语和外来语,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散文善用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深奥的问题浅显化,从而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他还受骈文的影响,喜用对偶和排比句式。为了说理的透彻,不避重复,不惜笔墨,在关键之处反复强调,大肆渲染,使文章具有**、不可阻遏的气势,代表着中国近代散文创作的新水平。

梁启超的散文与桐城古文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称得上是一次大解放。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走上了一条自由化、通俗化的道路,给近代文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文学的功利主义出发,更加重视散文的宣传和鼓动作用,要求散文能够成为战斗的武器。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章太炎的《革命军序》一文中。作者在文中首先揭示了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适以堕吾事实。”革命事业要想成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宣传工具。他还认为,革命文学要想达到鼓动群众、感染群众的目的,就不能采用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而要创造出一种“跳踉博跃”、“叫啕恣言”的艺术风格,从而使文学作品具有昂扬、激越、雄伟、悲壮的审美特征,成为蕴含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千军之力的战斗武器。章太炎的散文创作正是他这种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他的政论文,旗帜鲜明,笔锋犀利,富有强烈的战斗色彩。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脍炙人口的政论名篇。作者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战方法,紧紧抓住立宪与革命这个关键问题,对康有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立论有理有据,驳论切中要害;博引经史,援古证今;善用比喻,形象生动;喜用排句,富有气势,读来激昂慷慨、酣畅淋漓。

此期与章太炎风格相似的散文作家还有邹容和陈天华等人。陈天华(1875—1905)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这时期的一位文学家。他的作品多数是政论文。这些作品尖锐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如《警世钟》《猛回头》《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邹容(1885—1905)是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他的著名散文《革命军》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该文完成于1903年,章太炎曾为之写序。文章刊登在《苏报》上,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太炎被监禁,邹容自投捕房,关在狱中,备受折磨,于1905年死于上海西牢,年仅21岁。《革命军》是一篇富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强烈战斗性的长篇政论,反对封建专制,呼唤民主革命,是该文的两大主题。文章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丑恶本质,高声呼唤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文章极尽渲染之能事,大量运用排比句,循环往复,步步深入,一咏三叹,气势雄浑,正如“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字里行间,饱含着革命**,具有强烈的鼓动性。

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散文创作,以其鲜明的战斗色彩和卓越的艺术成就,将梁启超所倡导的“文体革命”引向深入,在近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以梁启超为主将的“文体革命”的功绩是卓著的,它实现了旧体散文向“新文体”的转化,大大推动了文体革命的进程。但是,这次革命仍带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它所倡导的“新文体”仍然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形式,没有从根本上对散文语言进行改造。如梁启超、章太炎的散文语言多数是浅近的文言或言文参半。特别是晚期的章太炎,对白话文时有微词,因而在后来遭到鲁迅的批评。鲁迅在《名人和名言》中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动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6]这一问题只是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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