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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通史(套装共十册)_郑师渠(第三节 海上“丝绸之路”与宋文化的辐射) 第(6/6)页

阿拉伯国家作为海路上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中转站,曾把大量的宋代优秀科技成果火药、指南针等传递欧洲,但是由火药制成的各种武器和在宋代已发展至顶峰的雕版印刷技术却没能由阿拉伯商人之手迅速传至欧洲,而是靠元代蒙古大军的陆路战争西传的。蒙古西征共有3次。宋宁宗嘉定十一年至十六年(1218—1223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第一次西征,蒙古大军先灭西辽后占领花剌子模(俄土尔克斯坦)及中亚,同时又出兵欧洲。1223年灭南俄联军8万人于喀尔科河畔。宋理宗端平三年至淳祐元年(1236—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派成吉思汗的长子朮赤之子拔都、次子察合台之长子拜苔儿、三子窝阔台之长子贵由、幼子拖雷之长子蒙哥为帅进行第二次西征,蒙古军的铁蹄踏过乌拉尔河,攻占了俄罗斯的广大领土,一直攻到孛烈儿(波兰)、马扎儿(匈牙利)等地。宋理宗淳祐十二年至宝祐六年(1252—1258年),拖雷的第六子旭烈兀率兵进行第三次西征。这次西征更是势如破竹,因为蒙古人已从对金和南宋的战争中得到了宋制造火器技术的真传,1256年灭掉木剌夷国(伊朗),攻陷了报达国(巴格达),兵进叙利亚、苏丹。三次西征成吉思汗祖孙以其剽悍的武功兼并了欧俄大部分土地,几乎整个亚洲大陆也都在蒙古人统治之下。西征,尤其是第三次西征,位于欧亚之间的国家根本抵挡不住蒙古大军用火药制成的火箭、火炮、蒺藜炮等威力极大的火器,望风披靡吃尽了苦头。不过,聪明的阿拉伯人很快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蒙古兵的管形火器对其教训实在过于深刻,他们立即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很快便掌握了火药武器的制造技术,而且将蒙古人传去的火筒和突火枪加以改进,发展成了两种新式火器。

从某种意义上讲,战争也是科学技术的较量,谁掌握最先进的武器,谁就能成为强者和胜者。在后来的阿拉伯与欧洲人的战争中,阿拉伯人又用学到的中国火器教训了欧洲人;欧洲人也是在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中才真正学会了火药和火器制造的。据西方文献记载,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使用火药、铁火罐、铁炮等都在14世纪中期,具体而言,法国为1338年,英国为1340年,德国为1346年,俄国则迟至1382年。在这之先,欧洲同穆斯林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战场上欧洲人重蹈阿拉伯人受尽火器痛苦之覆辙,惨遭失败。如在1290年的亚加之战中,马穆鲁克使用392座抛石机,用它来发射火球、火瓶和火罐,击毁了对方的防御工事,迫使法兰克人撤出,宣告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的彻底失败。火器技术从陆路通过战争由中国传至阿拉伯又传至欧洲,时间先后至少相差400年。

雕版印刷术的西传同样是靠战争经由陆地的渠道。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始于唐,至宋则达到巅峰,两宋期间阿拉伯人与中国通商频繁,按说十分易于传播过去,实际上这种类型的印刷术由阿拉伯再向西方的传播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是阿拉伯人不喜欢。他们长期拒绝中国的雕版印刷,是因为印刷用的刷帚是用猪鬃做的,在他们看来是亵渎神明。因此,在雕版印刷传入欧洲的几百年间,中国乃至越、朝、日等国都在大规模地印刷佛家和儒家文献时,在欧洲基督徒的寺院里却正孜孜不倦地手抄古书,横亘亚欧之间的阿拉伯成了印刷术传播的中介地带。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和十字军的东征,中国与欧洲在阿拉伯有了正面的接触,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也逐渐为欧洲人所认识并仿效。

令人感兴趣的是,雕版印刷的西传据说源于中国的纸牌。纸牌起源于唐末,至宋则花样繁多,并在民间普遍流行,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这当然归功于宋代雕版印刷术的日臻完美。蒙古人在与宋的战争与交往中很快也喜欢上了纸牌,并在蒙古军队中流行起来。蒙古人西征,纸牌也顺势进入阿拉伯,穆斯林或许因反对雕版印刷而使纸牌“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没有充分立得住脚”,但东征的十字军士兵却喜欢上这种娱乐工具,而纸牌“这种游戏很快地轻轻越过近东”[99]进入欧洲各国,在德国、西班牙、卢森堡、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流行起来。纸牌竟成了“欧洲最早的雕版印刷物中的一种……在15世纪的初期,印刷纸牌成为威尼斯和日耳曼南部的一种重要工业”。[100]可以说是纸牌推动了欧洲印刷业的产生。不久,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最早的雕版印刷基地,到15世纪中叶,威尼斯则成为欧洲印刷业的中心,新建立印刷所近百个。

欧洲的活字印刷也直接受中国宋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的影响,它的传播途径是陆上“丝绸之路”。考古学家在敦煌发现了维吾尔文木刻活字,这就是说早在元代木刻活字前即已传入中亚(元朝科学家王祯在泥活字基础上创造了木活字),维吾尔文字与欧洲文字都可用字母活字,所以欧洲活字印刷似应由此而来。15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后,各国大胆改革,出现了用铅锡锑合金制成的活字,用这种活字印刷的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1454年出自德国人谷腾堡之手。

马克思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101]马克思的这段议论,精辟而又深刻地道出在宋代得到完善的中国三大发明对推动世界进步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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