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儒学和佛学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宋代理学家大都以捍卫儒术，反对佛教为己任，对佛学中的出世主义、神秘主义持指斥态度，和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有根本分歧。然而，宋代理学诸大家，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在他们治学和创建新学说的过程中，多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的。周敦颐与禅师慧南、常总等人往来甚密，并结为好友，自称“穷禅之客”。二程对佛学持两面态度，既反对、排斥，又吸收、融摄。一方面，他们认为“若尽为佛，天下却没人去理”[67]；“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佛志其言近理，又非杨墨文比。此所以为害尤甚杨墨之害”。并且要学者对释氏之说，“直须如**声美色以远之”，不然的话，则会“骎骎然入于其中”。另一方面，二程对佛教的许多思想又颇表推崇。当有人问及庄周与佛比如何时，程颐回答道：“周安比得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抵浅近。”[68]程颐与灵源禅师过往颇密，赞叹禅家“不动心”，值得仿效。他们还认为：“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尽极乎高深。”[69]理学与佛学的相互关系，以张载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一方面，张载对佛教的“性空”、“幻化”、“寂灭”诸说进行过十分猛烈的抨击，认为佛教的“性空”、“幻化”说是“以山河大地为见病”，[70]其所谓“寂灭”者，则是“往而不返”。另一方面，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术上，张载得益于佛教者甚多。至于陆王一派和禅宗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这种与佛学大师交往密切，既反对佛教，同时又大量吸收佛教有关思想的现象，可以说是宋代新儒学的一大特色。
宋初的儒者学佛，以致出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甚至南宋的朱熹也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71]他们看到了佛学的长处，深研极虑，以弥补儒学之不足。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从宋代有代表性的儒者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看，出入释老，反求诸六经，吸纳佛性，融会儒佛之精华，以建立起新儒学，可以说是宋代理学家共同的道路。
邵雍的思想与道的关系，近可以追溯到陈抟，远可以追溯到魏伯阳。邵雍所受陈抟的影响，他的儿子邵伯温说：“世以先生为神仙，善人伦风鉴，浅矣。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72]又说：“康节先生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之也。”[73]这说明，不仅邵雍之学来自陈抟，而且邵雍还经常以陈抟的话，作为言行的指导。陈抟道学对邵雍的影响，可谓深矣。
再如周敦颐。周敦颐的最高哲学范畴“太极”来源于《易传》，最高的精神境界来源于《中庸》；“无欲”、“主静”说渊源于佛学的禁欲主义，而他的《爱莲说》一文，更显示了他的佛学因缘。由此可见，周敦颐是以儒家经典《中庸》和《易传》为核心，接受释道的影响，发展儒家原有的“太极”和“诚”这两个范畴，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个人修行等联系在一起的唯心主义体系。
再如二程。二程的主要哲学著作是《遗书》和《易传》。他们的最高哲学范畴“天理”（理）渊源于佛家的“真如”；“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的命题实际上即是佛教华严宗“理事说”的翻版；“性即理也”的命题则来源于孟子。“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则是对《大学》“格物致知”说的发展，而他的《识仁篇》中所坚持的“以诚敬存之”的修养方法，实即孟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勿忘、勿助”法。由此可知二程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核心，接受佛学（当然也有道教思想）的影响而建立起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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