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张载。张载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正蒙》。他提出“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命题，比较彻底地批判了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虚幻，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的唯心主义思想。但他仍不能不受佛家思想的影响，特别在他的人性论中就可以看出佛家的影子。嵇文甫先生在《张载集序》一文中曾指出：“其（指张载）所谓‘天地之性’，略等于佛家所谓‘真如’；其所谓‘气质之性’，略等于佛家所谓‘阿赖耶识’；‘气质之性’合‘太虚’于‘气质’中，亦尤‘阿赖耶识’，蔽‘真如’于‘无明’中：‘气质’由‘太虚’凝聚而成，其本体即是‘太虚’亦犹‘无明’由‘真如’不觉而起，其本体即为‘真如’；‘变化气质’以‘复性’，亦正犹‘转识成智’。”[74]张载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也经历了“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这样的道路。所以，尽管他力辟佛教，而仍不能不受佛教的影响。
再如朱熹。他则更是不言自喻。他曾自述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情况时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75]他对上述禅宗名僧径山宗杲，非常倾倒。第一次拜见李延平时，行箧中就只有宗杲的语录。可以说，朱熹是以小程为宗主，兼采周张，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糅合释老，构成了一个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而集理学之大成的。
如此等等，均可说明宋代理学家所受佛教的影响，说明佛教思想是新儒学所赖以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儒佛融会的有实证据，是宋代儒佛关系的重要方面。
在历史上，儒、佛两家曾得到这样一种共识：即儒学在“治世”方面见长，而佛学则在“治心”方面取优，两者形成一种互补性。如南北朝时期的宗炳曾说：“依周、孔明养民，味佛法的养神。”[76]而南宋孝宗也曾有过“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从儒学阵营里看，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的主张，这不仅是儒学复兴的需要，而且也为儒学理论体系的改造找到了具体道路。这样一来，儒佛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客观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从理论上讲，佛学是儒学重要渊源之一，它对儒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本体论上，佛学对儒学影响深刻。在隋唐佛学中，华严宗与禅学最为晚出，但对儒学的影响也最为直接、最为深刻。佛教华严宗所研讨的中心问题是“事”与“理”的关系问题。华严宗以理为本体，以事为现象，从多个视角阐述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禅宗也讲理和事、理和物的关系，如慧能印可的玄觉在其撰写的《禅宗永嘉集》中就有《理和事不二》一章。沩山灵佑也讲：“理事不二”[77]。二程讲的理本来是指准则、规律之意，而程朱把理又跨越此意，提高为世界的本原、本体的地位，显然是受了佛学的影响而所思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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