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用理欲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宣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禁欲主义。他在《答陈同甫书》中说：“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唯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而今只是分别人欲与天理，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20]天理与人欲势不两立，只能一方战胜另一方。在朱熹看来，天理就是义理，人欲即是功利；义理就是讲仁义道德，功利就是讲利欲。那么，“革尽人欲”，就是去利欲、功利；“复尽天理”，就是只讲义理，仁义道德。不仅如此，朱熹还把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作为他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并从多方面阐发了儒家的义利观。他在注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时，以天理和人欲来解释义和利。朱熹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21]即是说，义利之辨，实际上就是天理与人欲之辨。在义利关系上，朱熹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重义轻利”；二是“以义制利”。这显然是针对当时陈亮、叶适所倡导的功利主义而发。朱熹指责他们把义理与利害相混淆，“专去利害上计较”。这种重义轻利的观点，虽然看到了道德对利益的反作用，然而轻视功利，忽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更不懂得它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针对朱熹的挑战，陈亮等提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陈傅良、叶适等从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出发，提出了“功到成处，便是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22]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23]的命题，强调道德行为的实践性，把利和行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讲究利国、利民，而不在乎是否合乎义理。甚至认为只要“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24]。而叶适则更是明确地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25]叶适认为，仁义的价值必须表现在功利上，没有功利，仁义就成了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因而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只有把仁义与功利统一起来，才具有现实意义。
而对此观点，朱熹则劝阻陈亮等“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26]。朱熹不仅以功利是出于“计功谋利之私”，而且指责陈亮是“在利欲胶漆盆中”[27]。他批判陈亮之不重修德而重事功是“弃舍自家光明宝藏，而奔走道路，向铁炉边查矿中拔取零金，不亦悮（误）乎！”[28]因此，他对于功利之学的传播十分忧虑：“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则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下，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29]“习之便可见效”，这不仅从一个方面说明陈亮讲实事实功，讲求实际利益和效果；而且，实事上陈亮的主张在当时的确是顺乎时代潮流的行之有效的实学，这就自然与朱熹的“正心诚意”，空谈心性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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