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在与朱熹论战时，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公开反对朱熹的空谈之理，主张“义利双行”。对于“义利之分”，陈亮在《问答·七》中说：“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不可违也。”人的耳、目、鼻、口的私欲就是性，性是不可违背的，故此，也可以叫作命。陈亮从自然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把人的私欲作为人的本性或天性，这就一反朱熹的理为性的说教。既然私欲是人的本性，是不可违抗的，那么，私欲就应当是合理的，是不能去的。这样看来，朱熹等理学家的要“尽去人欲”，岂不是违背天理，没有天性吗？
然而在这里，虽然陈亮以利欲为天性，主张利，但他并没有如朱熹那样以人欲否定天理，以利否定义。他认为：既要肯定利欲为天性，但同时也要讲义理。他说：“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30]“义利双行”，就是天理与人欲并行不悖，这显然与朱熹的义利不两立、“存天理，灭人欲”是相对立的。
义利之辨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道德与事功的争论，即动机与效果之争。朱熹专讲动机，不讲效果。他认为，王霸之别在于义利之分，王者依义而行，霸者只是一个利欲。即使作为霸者的汉唐作出可以与三代媲美的事业，那只是暗合，其动机“只在利欲上”。这就把动机与效果割裂开来了。在朱熹看来，客观效果的好坏是可以不顾的，也是不需要以效果来检验动机的，只要动机好，如“三代专以天理行”，就一切都好，不好也是好；动机坏，如“汉唐专以人欲行”，则好也是坏，建功立业也全是利欲。
陈亮反对朱熹只注重动机的观点，而重效果，讲功效。他认为，即使是“执赏罚以驱天下者，霸者之术也”[31]，只要能收到驱使天下的功效，也是好的。陈亮批评朱熹等只讲动机，是一些“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的人。他认为应从事功出发来看待事物，选拔人才。他说：“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是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是恃也。”[32]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用”，即实践或应用，看其能否有效果，才是衡量人才的标准。陈亮注重实事实功，讲求行为、事物的效果，这无疑对空谈心性，专讲“正心诚意”的朱熹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和批判。但陈亮在批判朱熹专讲动机，不问效果的时候，他也已陷入了只讲效果而忽视动机的片面性。当时陈亮的好友陈傅良概括他的见解时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33]后来，《宋元学案》也评论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倡济，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说也。”[34]这就是说，凡是有功效，就是“有德”；做到事济，就是“有理”。也即是，只要做到功成事济，就是正确的。这从强调实事实功来看，的确有正确的一面，但否定了动机，则又是不对的。
综合上述，我们由义利之辨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义利这对范畴并不是凝固不变的、抽象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条件的变迁是不断损益的。二是宋代义利观的争辩，是依据于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逐步推进和拓宽，波浪式前进的过程。正是经过了这一过程，宋代先哲们对义利的认识，才有了一个逐步深入，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里，既有真理的闪光，也有失败的教训。三是宋代义利之辨有几个基本派别：第一是义利对立派，基本观点是先分义与利为二，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然后主张“贵义而贱利”，或者“以义代利”。第二是义利统一派，其基本观点是先将义利合二为一，在利的基础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提倡功利主义。第三是义利兼顾派，其基本观点是在社会生活中，义利皆不可去，但要“以义制利”。在上述几派中，以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贵义贱利”的义利观，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成为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封建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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