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初期，北宋建国已半个多世纪，然而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换来了屈己纳币的澶渊之盟。几十万军队，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元昊政权都对付不了。忧天下之忧，感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所蕴藏的深层观念便是浓烈的华夷意识。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元昊侵入庆州，宋军败绩，主将被擒，苏舜钦即时作长诗《庆州败》以抒忠愤，该诗的结句即是，“羞辱中国堪伤悲”。[38]石介在第二年作《西北》诗，亦云：“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顺，二鄙独不庭。……堂上守章句，将军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39]“二鄙”即指夏（西）、辽（北）两个周边民族政权。结句的“使人堪涕零”，正与苏舜钦诗同意，充分体现了11世纪初期成长起来的北宋新一代知识分子关心社稷命运与前途的忧患意识。苏舜钦另有《吾闻》诗，抒发其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该诗的最后部分是：“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40]当时像石介、苏舜钦这样面对国难，慷慨激昂，不愿坐守书斋，向往着奔赴边关，献身疆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范仲淹、尹洙、余靖、韩琦等以儒臣领武职的且不论，即以关学巨子张载来说，他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21岁时即准备联络一批人去攻打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并写信告诉当时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范仲淹十分欣赏他的勇气，但认为张载更适合于做复兴儒学的研究工作，便教导他读《中庸》，勉励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乐，何事于兵！”可见，在当时士大夫的思想中，复兴儒家传统文化和参加边境战争，同样是“尊王攘夷”的需要。石介所撰《中国论》，对“华夷之辨”讲得更明确，“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41]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宏观结构的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作汉族政权的代名词。在石介看来，汉族政权理该世世代代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上，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四夷”（包括契丹、党项等周边民族）对它则只能是臣属的关系。故曰：“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这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可笑的大汉族主义言论，但在当时民族危机成为现实威胁的情况下，宋代学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从而激发深沉的忧患意识是毫不奇怪的。洛学创始人程颐在其《论政事》篇中也明确地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辨”。[42]北宋末年的胡安国著《春秋传》，谨华夷之辨的思想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书开宗明义，即论“《春秋》之旨”乃在“谨于华夷之辨”。他说：“《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43]从地域上辨夷夏，目的是“使之各安其所”，这很能说明辨华夷的根本所在。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文化通史百度网盘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全10册
中国文化通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