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统治者难以偏安一隅，宋朝统治岌岌可危。理论观念上的严华夷之辨体现为抗战与屈膝投降的斗争。以宋高宗为代表的妥协派，对金甘愿称臣纳贡。朱熹在孝宗即位的第二年被召见，曾面奏三札。第一札说，陛下遇事犹豫不决，就是由于不讲《大学》之道。他建议孝宗博访真儒，讲明此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札提出，国家大计有三，即战、守、和。他依据三纲五常，认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反对议和，而主张“合战、守之计为一”（据他后来对友人说，实际上是主守）。第三札，大讲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说是“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讲到抗金作战，他认为应该考虑的是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朱熹的三札，一面说反对议和，要为君父报仇，以维护三纲五常，一面又否定一切作战准备，实际上是一种攘外必先安内，安内要先修身的主张。这种思想理论与反对抗战的妥协派是相呼应相表里的。永康人陈亮，在宋孝宗时期曾一再上书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认为南宋偏安于江浙，是一种耻辱。并对当时的理学家脱离国家安危的实际而空谈性命之学的风气，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44]这体现了陈亮鲜明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和荣辱哲学，是北宋以来严华夷之辨的一种外在表现。与陈亮一样提倡实事实功的叶适，政治上亦是力主抗战，收复失地的。他在给孝宗皇帝的上书中，劈头就指出：“臣窃以为今日人臣之义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或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义也。”[45]夷夏两分，攘夷复宋的意识溢于言表。
总之，从地域上辨华夷是宋代的有识之士特别是宋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外在表现。而契丹族的辽则提出契丹、汉族是同源，“辽之先，出自炎帝”。[46]
（二）文化概念上的华夷之辨
宋代现实中越来越深刻的民族危机唤醒了知识分子对以尊王攘夷为己任的儒家主体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忧患意识，战场上的失利又迫使他们通过大力复兴传统儒学而排斥佛、老异端。因此，文化概念上的华夷之辨之“华”，基本上是指儒家文化，华夷之辨之“夷”，却具有包括佛、老及外域等异质文化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内涵。
从文化变迁的立场上看，我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墨家、道家、法家等不同学术流派与儒家的大辩论，汉末魏晋以来，尤其是到唐代达于极盛的佛、老之学与儒学的激烈冲突，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是紧接着出现的汉、宋两次因文化整合的成功而带来的儒学繁荣必不可少的文化准备或者说前奏。但宋政权所面临的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直接刺激了儒家传统文化首先以讲究“夷夏之大防”为突破口而复兴。儒释道有融合的一面，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融合释道，但并没有取消儒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区别、对立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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