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所著《中国论》，既有地域概念上的华夷之辨，也有文化意义上的华、夷区分。石介认为，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有悖人道的。而造成“悖人道”的原因，正是文化意义上的“夷狄”之入侵。他说：“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佛”来自印度，自然可以说是“胡人”，老聃是中国人，怎么也说他“自胡来入我中国”呢？这便是石介沿用唐代韩愈的观点：“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7]可见，石介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同样集于笔端。作为石介的老师、世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著有《儒辱》一文，则能显出石介思想的师承关系。孙复说：
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摒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
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贼作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况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
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48]
孙复的所谓夷狄诸子之法，“诸子”自然是指儒家之外的老、庄、杨、墨、申、韩之流。庄、墨等等，同老子一样，均是中国之人，孙复亦以夷狄看待。所谓天下之人胥为夷狄矣，和其弟子石介“中国不为中国矣”，都是同样的意思，将儒家文化之外的所有异质文化都视为“夷狄诸子之法”。
据《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引《龟山语录》，程颐晚年自涪陵流放归来，“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只有杨时与谢良佐不变，因之感叹说：“学者皆流于夷狄矣，唯有杨、谢二君长进。”所谓流于夷狄，指的正是纯粹文化方面的异化，即转向佛学。从这一逻辑出发，只要离开了以儒家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人伦道德，便都成了“夷狄”。程颐在总结五代之乱的历史教训时说：“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肃宗，便篡。肃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49]所谓有夷狄之风，自然不是说李唐是异族建立的政权，而是指它文化方面的不纯。在民族问题上，唐太宗待中华、夷狄如一；在意识形态方面，又奉儒、释、道如一。这在赵宋一些学者看来，却是儒家传统文化在唐代不振的主要原因。所以宋代要尊王攘夷，加强中央集权，抵御外侮，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苏轼在《王者不治夷狄论》中指出：“《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纯戎狄者，疾夫以中国而流入于戎狄者也。”[50]胡安国在其《春秋传》卷十一的解释中，对这种文化上的华夷之分作了更加清楚地说明：“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所谓父子、君臣之大伦，即具体化为三纲五常等社会准则的儒家伦理观念。不难看出，宋之华夷之辨，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区别。
当然，宋代讲究“夷夏之大防”，既有贵华夏而鄙“夷狄”，或者说“用夷礼则夷之”的一面，也有“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即“变夷为夏”的一面。华夏文化，本是汉族和周边民族的共同创造，也为中华各民族所尊奉。如公元916年辽主耶律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参照的便是汉族国家的模式。辽王朝自建立伊始，许多做法都表示了对儒家文化的认同。11世纪初期在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喜读《贞观政要》，既习汉籍又能吟汉诗，汉化的意向十分明显。西夏自唐到宋初，本来就是中国西境的一个民族自治刺史州，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建国时，即仿汉宫仪自立为大夏皇帝。此后党项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虽然常常发生奉行汉礼或蕃礼的争议，但汉化的趋向，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对于这种趋向，宋廷大多采取积极促成的态度。宋廷经常赠送儒家经典以及经过汉人翻译润色的佛经等汉文书籍给对方；有时辽、夏也派使节来索取。宋廷派出去的使节，即使负有解决边境问题的使命，也乐于在宴会之间同对方用汉文吟诗应酬，等等。同时宋朝也汲取其他文化。程颐曾说：“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其一是“百年无内乱”，其五是“至诚以待夷狄”。为什么能够这样呢？程颐接着说：“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51]廉耻，即儒家之仁义。欧阳修在《五代史记》中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大防”。程颐在欧阳修“廉耻”之前，另加“忠厚”二字，与欧阳氏提法略有不同。宋代文化在宗儒为本的基础上尽用其学而融合其他文化的文化路径，泛滥释老，而返求诸《六经》，使儒学有了更新的可能。对于宋代关于“夷夏之辨”的议论，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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