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辽的双轨政治制度既有利于封建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契丹民族的繁荣，还有利于契丹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相互沟通安居乐业，使我国东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后来我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二）科举制度
辽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不会早于辽太宗会同时期（938—947年），因为辽太祖创业伊始，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无暇顾及，辽太宗继位后干戈不休，基业未稳，这在客观形势上也不可能设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正如《契丹国志》所云：“太祖龙兴朔漠之区，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数世后，承平日久，始有开辟。”[4]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初年（938年），时已大规模地获得汉地和汉民，既得汉地，用汉人治理为宜，而求汉人之道，就需要用汉人的取士制度——科举，所谓“太宗兼治中国……以汉制待汉人”[5]似应从此开始。不过太宗时的科举是试无定期，是笼络汉人的权宜之计，没有形成正式的规章制度。辽代科举制真正走上正轨并袭宋制还是在“数世后”。辽袭宋处表现在很多方面。
1．年限 宋代科举之初为间岁贡举，“英宗即位，议者以间岁贡士法不便，乃诏礼部三岁一贡举。”[6]即从宋英宗（1064年）才开始改为隔三年一试。而辽代科举走上正轨后即沿宋制，也是“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三岁一试进士”[7]，这实际上是指辽兴宗（1031年）以后，因辽圣宗时（982—1031年）尚为每年一次。
2．科目 《契丹国志》谈考试科目时说：“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意即诗赋、经义两科分别考试，各有本科的状元，又说：“圣宗时（982—1031年），止以词赋、法律取士。”[8]辽罢试法律而改试明经完全因宋的缘故，《宋史·选举志》载：“（熙宁）四年（1071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这一建议是由王安石提出。此时，辽圣宗已死去近40年，宋“罢试律义”，辽也去“法律”，资料所限虽不知具体改换时间，但圣宗之后其考试科目采取宋制，则毫无疑问。
3．贡院 在礼部设置贡院，掌握贡举之事，是宋朝的制度。《宋史》载：“设判部一人……兼领贡院，掌受诸州解发进士诸科名籍及其家保状、文卷、考验户籍、举数、年齿而藏之。”[9]辽也仿效之。辽景宗保宁八年（976年）12月“诏南京复礼部贡院”则是袭宋制明显的佐证。[10]
辽代的科举是为了笼络汉人地主阶级，扩充其统治集团，加强并巩固契丹贵族的统治。一般而言，契丹人应举，则治其罪，这是为了保持契丹人骑马驰骋的尚武旧习，借以维护其永远的统治地位。虽则如此，在客观上辽代的科举制度却选拔出了不少杰出人才，不仅扩大了辽的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辽的统治，也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辽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举进士的汉人中，曾任枢密使、南北府宰相、左右丞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员的即有13人，除张孝杰党附奸臣耶律乙辛，“久在相位，贪黩无厌”，“陷害忠良”，被列入《辽史·奸臣传》外，其他多为名臣贤相。如张俭“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如杨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11]而未被《辽史》立传的进士出身的名臣能吏、文人学士更是不乏其人。
另一方面，辽推行科举制度，对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学而优则仕，辽朝境内各族上层人物积极读书赋诗，求仕进，契丹很多贵族也习汉文读经卷。
（三）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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