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内部“君子”、“小人”并存，各自有党，互不相容，“君子有党论”是引人注意的一个论点。孔子曾说：“君子群而不党。”[52]先秦乃至汉唐，其间尽管存在党争，但一般不承认“君子”有党。宋则一反旧论，提出了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最早撰文阐明这个观点的是宋初的王禹偁。他在直史馆时所作的《朋党论》中说：“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唯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唯舜以彰善昭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之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53]王禹偁初步提出了“君子”有党论，但在理论上没有展开。庆历年间，欧阳修亦撰《朋党论》，其论点大致有三：其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朋，此自然之理。欧阳修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指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在于“同道”还是“同利”。其二，“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小人”即使暂为朋者，是属伪朋。欧阳修说：“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道义”、“忠信”和“利禄”、“财货”为根本分界线，小人为了逐利而不可能真正为朋，一旦利尽甚至会反目为仇，互相贼害；而君子以道义忠信为纽带，则能够同道相益，同心共济，修身事国，始终如一。所以，小人无朋，而君子有朋。其三，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不然，乱亡其国。
欧阳修列举了从尧舜至汉唐正反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说明“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54]欧阳修是北宋仁宗时的大臣，积极参加与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当时新旧两党斗争异常激烈，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为了搞垮庆历新政，便诋诬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是朋党。欧阳修对此感到无比愤慨，遂作此《朋党论》予以驳斥。因此，他的《朋党论》可以说是站在庆历新政倡导者的立场上对这场斗争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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