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回答宋仁宗的问话时，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55]司马光作为熙宁变法时期与新党在政治观点上完全对立的旧党，与欧阳修、范仲淹一样，亦持“君子”有党论。司马光认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56]苏轼早年因“才识兼茂”而深得欧阳修的赏识，他在欧阳修《朋党论》的基础上，又作《续朋党论》。苏轼说：“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57]苏轼具体分析了往往小人易于得志而君子不得志的原因。“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于元祐时期也著有《朋党》上、下篇，开章明义就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与发端于王禹偁的“君子有党论”完全一脉相承。
可见，至少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到司马光发动的元祐更化，“君子”、“小人”各自有党的观点，一直被作为理论基础而加以运用，并随着北宋政治的发展，逐渐被深化、完善，以至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南宋时期，朋党斗争的复杂激烈不亚于北宋，然而对于这一政治现象能够提出并系统阐发自己见解的，当首推叶适。叶适不同意欧阳修、苏轼君子有党的论点，进行了具体地分析评驳。认为，小人为党而君子不为党。他说：“自古小人害正，比而仇君子，人主必保护爱惜，每加击逐，使君子恃以自安。”[58]就是说，自古以来总是小人互相勾结，形成朋党，扰乱时政，仇恨君子，所以君主一定是对于君子“保护爱惜”，并谴责抨击或放逐小人，从而使君子得到安宁。叶适“君子不为党而小人为党”的思想是直接继承了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小人比而不周”[59]之论。叶适还认为，欧阳修“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必君子而后有朋”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古人的意思，这种观点只能使人感到悲伤，而不足以成为根据。
伴随着宋代错综复杂、激烈频仍的朋党之争始终的，是朋党间政治思想文化观念的交锋，换言之，朋党间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思想文化观念的激**，乃是宋代朋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试图通过整顿吏治，革除旧弊，来加强封建统治，遏制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然而却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范仲淹等也因此被说成是祸国乱政的朋党而“一举网尽”。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与之针锋相对。其中政治思想理论观念的对立亦是十分尖锐的。柳诒徵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中曾论述道：“宋之新党近于管、商，旧党近于黄、老。其根本观念不同，故政策亦各有所蔽。”[60]柳氏所论，我们未必苟同，但值得肯定的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歧异和对立确是存在的。对此，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中说得很明白：“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乱，莫安其居者，岂老氏之志乎？”针对司马光之书，王安石遂写《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有力驳斥。表明王安石与司马光，非但政见不同，各自的哲学观念、义利观也迥异。司马光要蹈袭孟轲、老氏之言，恪守祖宗旧法；王安石要议法度、举先王之政、为天下理财，从而创立新学。
元祐党籍碑拓片
由于政见不同而形成朋党之争，党派殊异而有不同政见，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同一政党之间，也照样能够导致政见和思想文化观念的分野。以致政之朋党会衍化出学术文化的党同伐异。柳诒徵先生说：“宋代党论，历时最久。元祐党案甫衰，庆元党案复起（《宋元学案》有《元祐党案》、《庆元党案》两表）。然伪学之禁，虽亦由执政者之分党相攻，而韩侂胄、京镗等初无政策可言，赵、留、朱、蔡等亦未尝标榜政策，反对异党。其事止类于后汉之党锢，与北宋之党争不同也。自是而后，惟学有党，而政无党。”[61]我们说，政治和学术尽管是不可分的，但就历史实际看，党又分党，恐怕既有政见的分歧，也有因学术文化之异所致。王安石新党分化主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司马光旧党于元祐中期暂时得势之后，寻复分裂，至于洛党、蜀党、朔党之别，其间的分野，两方恐怕就是“始不以政策为重，而以党派为争矣”。[62]至于南宋的伪学之禁，将赵汝愚、朱熹、叶适等视为一党，列入伪学逆党籍，显然主要不是以政见而是以所谓“伪学”为标准划分的。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文化通史百度网盘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全10册
中国文化通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