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因革论
两宋社会矛盾相当复杂和尖锐，围绕着如何解决社会危机的问题，史学家，包括思想家，提出各种历史变革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观点，也表现出史学思想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史学的社会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表现在这里。下面从两个方面归纳，一个方面是史学家、政治家对更革的理解，一个方面是理学家的有关言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史家、思想家，大多数对社会摆脱危机的出路，都有自己的思考，或是直接表述不同倾向的变革主张，参预变革的活动；或是通过史论、史评表达自己的改革社会的观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邵雍、二程，他们的变革观具有代表性。南宋朱熹、吕祖谦是一种看法，到了南宋末年至元初，马端临变革观点，体现在对两宋历史的总结中。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他的历史变革思想较为突出地表现出通变的思想。
欧阳修看出变通是天地日月自然运动的法则，也是社会人事上的进退存亡的法则。他又把变化、变通称作“理”，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69]他又说：“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70]“夫物极则反，数极则变，此理之常也。”[71]
依据变通之理的思想，他提出一系列变革政治的主张，他在《新五代史》中，表述出重民、重德政的思想以及关于朋党的议论等，都是他的变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欧阳修疑《周礼》，不能仅仅看作是他的文献学方面的思想。他疑《周礼》，更有一层深意，是反对按《周礼》来处理社会问题。他有一段较长的议论，说：
……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吏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也者。
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
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72]
前两条是从事理出发疑《周礼》：其一，它烦琐，不可能行得通。其二，秦汉以来，尽管有因有革，但大体是行秦制。其三，说明后世按《周礼》行事，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王莽、宇文周都是企图按《周礼》变革，结果是“莫能兴”、“以取乱”。
不幸的是欧阳修言而有中，王安石重演《周礼》的一幕。熙宁新政的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王安石的历史观找根源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定的史学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王安石一方面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他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进行变革；但是他又确实是企图从《周礼》中寻找革新的方案。他说：“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73]新政的蓝图是从《周礼》中稽古所得。
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是他们变革的思想依据。邱汉生先生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为他推行新法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的目的性。”[74]《三经新义》是《诗义》、《书义》、《周官义》。《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和他的学人所共同完成的，如陆佃、沈季长以及他的儿子王雱等。这部书始修于熙宁初年，成书于熙宁八年。其中《周礼义》是王安石亲自执笔写就的。“从跟新法的关系说，《周礼义》最重要。《周礼义》是新法的理论根据，由王安石亲自训解”。[75]关于《周礼义》与新法的关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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