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中，设经义局，介甫自为《周官义》十余万言，不解《考工记》。按，秦火之后，《周礼》比他经最后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尝取而行之，敛财聚货，渎祀烦民，冗猝诡异，离去人情远甚。施于文则可观，措于事则难行。凡莽之驯致大乱者，皆其所致。厥后唯苏绰、王通善之；诸儒未尝有言者。
至于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以其所创新法，尽传著新义，务塞异者之口。
后，其党蔡卞蔡京绍述介甫，期尽行《周礼》焉。圜土方田皆是也。……何其甚也。久之，祸礼并起，与（王）莽曾无少异。[76]
《三经新义》成书是在熙宁的末期，但王安石以《周官义》行新法，青苗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都能在《周礼》中找出它的原型。这一方面是从中找依据，又一方面也是不得已，在当时行新法，没有一种经作旗帜，很难推开。至于蔡京这一伙人搞所谓绍述，则是假《周礼》之名，行搜括之实，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
《周礼义》一书现在有清人的辑本。无论如何，《周礼义》一书的历史观点是一种历史倒退论。《周礼义》的《序》说：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年矣，太平之遗迹，扫**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也。……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上编，对这一段序言作了分析，说：王安石的话是表述了“古之《周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之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地进行训释了。说明了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王安石说从周代到当今，周代的太平之世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所谓变革，不过恢复周代的太平盛世而已。其实，《周礼》不能说它是全部伪造，至少后人加进不少的理想成分。借着旧日的衣冠，说出的是陈旧的思想，却又发动一场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改造现实成为一个崭新世界；思想体系上的矛盾反映出找不到历史出路的困惑。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所以，一场革新运动，应当有一新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种历史观在整个改革的进行过程中，都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力量。变革的历史严正地向后世人展示了这一道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代大政治家的历史观点也应当作为一代史学思想来进行研究。历史学对社会的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通过历史教育，包含在各种文艺、文学作品中历史知识历史观点的影响，转化成一种观念、思想，影响人们的行动、行为。这些都能体现出史学的作用。而史家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参与现实的活动，以及政治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点，进行的政治治理、改革，都明显地看出史学的意义，看出史学思想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从思想上给社会以巨大的反弹力。
《文献通考》
从形式上看，王安石是轻视史学的。但他在进行历史变革时，同样要考古今，熙宁新政的成败从某一方面上说，和“史”都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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